验证，或成或败，从实践中来认识所学，检验所学。
(二)我们认识事物，有两个过程，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认识疾病也是一样，例如，中医所谓的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就是这个道理。
在临床中要大量积累病例，首先从中找出其普遍性(共性)，拟定通用方，经过验证，便于推广。其次是找出其特殊性(个性)，摸出规律，进行辨证论治。个别亦可求大同存小异，进行加减。这样从一般到特殊，叉从特殊到一般，反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使我们更前进一步。
更重要的要认识到矛盾互相转化的规律。矛盾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我带着这样的认识，来解决慢性湿疹长期不愈的问题。
过去对这种病，束手无策，只认为湿疹就不离乎湿，用片面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常用苦寒燥湿或淡渗利湿的方法来处理，结果越治越坏。原因是没有认识到长期不愈、渗水日久已重伤其阴，矛盾已经转化，出现舌绎，苔光剥等证。于是考虑到用滋阴的方法。但又注意到，如单用滋阴，就会助湿。于是，最后采用了滋阴除湿同时并用的方案，用生地、元参、丹参等滋阴而不助湿，茯苓、泽泻除湿而不伤阴，并随时注意到矛盾双方互相转化，如阴伤现象重时，就重用滋阴，湿象又明显时，则重用除湿，随时分析矛盾，解决问题，从此收到较好的疗效。
此外，在外科领域里，阴证转阳证，阳证变阴证，亦并不少见，．应随时注意矛盾的转化。我在临床中，常采用消托兼施、攻补并进的方法，亦是这个道理。我等读前人书，要经过思考，学其合理部分，舍其偏见之处。就治疮疡三大迭之消，托、补而论，能消则消，不能消则托，此乃常法。但在具体运用中，应灵活掌握，不可拘泥。王洪绪虽有「以消为贵，以托为畏」之戒，我则赞成其前者，而不同意其后者。王治疮疡以犀黄、醒消、小金丹之类，以期内消，免于刀针之苦，是其可贵之处。若治之已晚，能消者无几，予常以消托兼施之法，间有可消之机，即使不克内消，亦能移深居浅，脓泄而愈，乃是上策。因此认为托法并不可畏。即以仙方活命饮为例，亦是消托兼施之剂，未成可消，已成速溃。我用托法，如疔疮火毒结聚，坚不化脓，肿势扩散，则宜清托，使其疮头早破，疔毒外泄，不致内窜走黄。又如脑疽发背，疡不高肿，平塌不起，则宜补托(补正托毒)，不致正虚毒陷。如阳虚毒陷，则宜温托，以挽颓势。此外，予治肠痈(阑尾周围脓肿)、瘭疬等症，亦用消托兼施之法，达到内消目的。
(李博鉴整理)
医海春秋
辽宁中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孙允中
【作者简介】孙允中(1902～)，辽宁省沈阳市人，现年七十九岁，从事中医工作五十余午。对于胸痹、贫血、肝病、肾病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着有《儿科病中药疗法》、《孙允中临证实践录》。曾编写《伤寒》、《金匮》等讲义多种。现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辽宁省中医学会副会长、辽宁省五届人大代表等
我祖籍沈阳，父亲是位遐迩闻名的医生。在家庭熏陶下，我九岁的时候，就已认识一些中药了。但是，这个本来是得天独厚的条件没继续多久，十一岁母亲死后，后娘入门，我这个曾经是双亲的宠儿，一下子变成了家庭的弃子。多亏姨妈把我收养起来。大概是「寒梅初放」的缘故吧．我十六岁就发愤学医，手捧「四小经典」，每至午夜。二年逝去，我念熟了《药性赋》、《汤头歌》、《濒湖脉学》和《医学三字经》。以后，继续以三年时间背完了《医宗金鉴》的全部内容。这样，我粗知了一点正骨和运气学说，略通了一些四诊和名医方论，熟悉了伤寒和各科疾病的预后转归、审因辨证及治疗方法，且已经能够处理一些多发病和常见病。于是，便在沈阳泰和堂顶门立户，挂牌行医了。
俗话说「秀才行医，罩里拿鸡。」就是说没有文化，此业难立。而仅仅念过几天私塾的我，恰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深奥难明的医学理论和请屈聱牙的诸家典籍象座大山，拦住了我深造的道路。于是，在诊务之余我开始学习《古文现止》等古文书籍，力求以最大的努力来补救自己文化根底的浅薄。但是，由于祖国医学精髓的形成历尽数代，源于百家，医书汗牛充栋，文词衍变甚大，春秋和秦汉有别，唐宋与明清不一，没有相当的水平，根本无法登堂入室，所以我又于一九二九年二月，毅然决定赴沪学文。在上海新民大学的生活是十分艰辛的。为了支付简朴的费用，有空就得打些短工，尽管如此，依然是捉襟见肘，债台高筑。在饥寒交迫之中，学习了中国文学发展史和精萃著作，研究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语言特点及写作风格。
我的学文，绝非弃医学文，而是为了更好地学医。在考究战国时期文学的同时，我三阅十八卷《黄帝内经》的一百六十二篇文章，参照了诸位名家的评注，认真探求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刺法、病因、病机、诊法、治则、摄生等系统理论。这部「医家之宗」弓l起我浓郁的兴趣。在学习汉代作品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