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我家赁居无锡南郊。当时外科名医章治康氏因避兵乱，由郊区乔迁来城区与我家合居，方圆百里，慕名而米求治者络绎不绝。凡贫困患者，章氏非特分文不取，甚至相赠药金，故深得百姓爱戴。章老先生不但专长外科，亦熟谐内科。余家人有病，经其诊治，无不霍然而愈。某年家父因心境不畅，郁火结聚，脑后发疽，肿痛日厉。章氏为其遣方用药，并嘱家人宰三年老母鸡一只，炖熟与服。初疑不敢从命，章谓此乃以毒攻毒，坚议不妨，才放心服用。不久疮头收束，顶透脓泄而愈，全家信服。后朝夕相处，与家父交称莫逆，家父遂有使我两兄弟从师学医之意。我哥长余四岁，先从章氏执弟子礼，三载学成，悬壶锡地郊区行医，余全家亦移居相随。我即从兄长随诊抄方学习，因而亦尽得章氏薪传之秘。
章氏对疮疡外科有独到之处。常惯用虫类药如山甲、全蝎、斑蝥、蜈蚣之类，配成秘方丸散，用以内消疮疡，功效卓著，故能驰名于世。
我学医过程中，一则从小长期与名医相处，耳濡目染，有所熏陶；再则由于长兄提携督促苦练基本功，打下良好基础。以下谈几点经验体会。
(一)我读医书从《汤头歌诀》及《医家四要》启蒙。初学时无门径，亦走了一些弯路，单就《汤头歌诀》来讲，不知背诵了多少遍，还是前记后忘，后来找到了窍门，把各类方剂经过分析、对比异同，便能牢记下来。以后再读《医方集解》，深入了解方义，就更牢固了。在读外科专著方面，由于师承相传，我最推崇高锦庭《疡科心得集》一书。盖明清两代在外科史上虽有明显发展，外科书亦不少，但大多陈陈相因，多所雷同，惟此书一反既往以疮疡部位编次的惯例，而首创两病或三病骈列立论，辨其异同，条分缕析，既便于辨病(现在所谓鉴别诊断)，更有助于辨治。例如「辨附骨疽、附骨痰论」，已能明确地把骨髓炎、骨结核区别开来。又如在脑疽论中，首先提出三陷变局，对全身化脓性感染败血症与脓毒症，已有很好的认识。如是之处皆发前人所未发，确实在中医外科史上有很大的贡献。我对此书曾反复攻读，受益非浅。体会到高氏组方用药，偏重于清热解毒，毕竟疮疡属于火毒，阳证多见，观其所创新方如清营解毒汤、银花解毒汤、羚羊角散皆属此类。据此我认为当时高氏是受到温病学派卫气营血理论的影响所致。
我既以熟读《疡科心得集》先入为主外，亦参阅了外科名著，如《外科正宗》、《医宗金鉴・外科心法》等，作了摘录，博采众长，从中吸取精华，充实了师承经验之不足。
此外，我接受前人「治外必本之内，知其内以求其外」及「冶外而不知内，非其治也」的教诲，重视学外科医必须熟诸内科基础，为此我先后读过《素灵类纂》、《时病论》、《伤寒来苏集》、《温病条辨》，《本草从新》等书，为我后来树立整体观，主张疮疡皮肤外科诸症应着重内科，打下基础。
回想起我学廉的方式，基本上是以师带徒的方式。我白天协助长兄(亦说是随师)应诊、抄方、配药，夜晚才有时间攻读书本，因此常夜以继日，不敢偷懒，曾作「十七而学论」以自励。我深深体会到，我这样的学医方式，临床实习与理论知识紧密结合，收获大，进步快，缺点是理论基础差些，不能像在医学院学习的那样系统、扎实。但目前的学习方式，先学理论，后再临床实习，两者似有脱节，而且实际掌握医疗技术就欠缺些。
(二)学外科与其它科不同，必颓配合外用药，炼丹制药乃是一项必须掌握的专门技术。过去师徒之间，保守思想严重，向有传子不传婿之说。灵丹妙药视为囊中之宝，秘而不宣，雌恐外传。外科常用红升、白降二丹，视为不可或缺之品，必须亲自动手炼制。炼制时应掌握好火候(文火、武火、炼取时间)，否则，必遭失败。如炼升丹，火候太过则丹药发黑，弃之无用；火候不足则丹药发黄，功效不着。熬煎膏药亦如此。熬油温度在400。C以上，必须滴水成珠，方是火候到的征候，这时下丹，才能熬成乌黑光亮。这些都要经过亲自实践，反复试验，才能制好。有好多外用配方膏、丹、散、水、酒等，都有一套工艺方法、先后次序，功效好坏，上此大有关系。这些基本功，必须掌握好。
(三)开刀技术，首先要掌握好辨脓法。全靠手指按摸，判断有脓无脓，尤以深部脓疡，辨之又难，尚有似脓非脓、气肿、血肿，易于误诊，均要经过反复实践方可取得经验。中医开刀，向以小切口为主，辨脓疡深浅，定切口部位，浅则浅开，深则深刺，恰如其分。反之，过浅则未到脓腔，脓不外泄，过深则伤筋动络，甚至大出血。开口过小则脓出不畅，造成蓄脓，脓未成熟而切，及脓成而过时不切，均非所宜。此一基本功，亦得打牢，掌握分寸。
由于长兄的谆谆教导及自己的苦学多练，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初步掌握了一般医疗技术。为了减轻长兄挑起全家生计的重担，我开始自立门户，离开长兄，去相隔五十里之遥的苏州郊区开业行医。初出茅庐，对过去学医时常见的病，治好不难，但遇到以前不常见的病，甚至从未见过的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