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金匮》均有大量的记载，细按即得。因此，把「虚劳」分为「虚损」与「劳瘵」两类。前者因另开《金匮》课，只筒略地叙述汉以后关于「虚损」方面比较切合实际的理法方药，后者则重点突出《外台秘要・骨蒸门》所引用的「苏游论」。尽管在它以前已有人认识到这是一种传染病，但它却明确指出患者是因「毒气内传，周遍五脏而死」。所谓「毒气」，自是指六淫以外的外来之邪，这是非常可贵的。又如在「肿胀篇」中特别提出《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血不利则为水，名日血分」的观点。虽然它是指的「妇人经水不通」，不免带有局限性，但它已估计到血与水的关系。这些都是祖国医学理论中的精华部分，理应晓之后人。可是，我在担任这项工作很短的时间以后，即病支气管扩张，大量咯血，反复发作，体力不支，而另让贤能。
在目前大量论著中，有不少论及了中医五行学说内孕育着「内稳定器模型」、「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萌芽，在这些论文的启示下，我进一步认识到古老的祖国医学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并从而认为《金匮今释》「五行可废、阴阳不可废」之说，是毫无根据的。朱熹《太极图说・注》中曾指出。「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盖五行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无适而非阴用之道。」于此，可知五行之中固莫不具有阴阳，而中医五行学说以五行联系机体内外环境的整体统一和相互资生，相互制约、自动调节的一系列活动，又莫不包含着阴阳两者的矛盾运动。陆氏未见及此，宜其有废此存彼的错觉。若夫中医惯用的有关五行方面术语中的克字与制字，则应有所区别，不能混淆不分。因为它关系到生理与病理，即正与邪两个方面，而各异其含义。如《医经潮洄集》在解释「亢害承制」时说；「承，犹随也。不亢则随之而已，既亢，则起而制之，承斯见矣。」这和《类经附翼》「无制则亢而为害」说中的所谓制，都属于生理性的自动调节。施制与受制的双方，都属于正的方面。当然，制的作用，也可施之于邪的一方，如培土以制水，滋水以制火，其所制者，自属于邪。不过，这所谓制，是来自予体外的输入。假如是阳明大实，煎熬肾阴，则为邪土克正水；水湿上凌，蒙闭心阳，则为邪水克正火。总之，壳我者为邪气之贼害，被克者为正气之受戕。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因此，为了使概念明确，对克字与制字的使用，有严格区分的必要。
(=)关于临床在接触临床的带教工作中，在目前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要求下，感到临床上单靠中医的辨证，显得十分不够，是毋庸讳言的。然而有些病例，在现代诊断的客观指标提示下，却闪烁着中医理论的光辉。例如，慢性肾炎病人的早期，尿检中有蛋白、管型、红白细胞等等，至晚期血检中非蛋白氮等升高而死于尿毒症。这就充分证明了清代邹澍在《本经疏证》「山药」条下「肾气者，周当留其精而泻其粗也」之说，是天才的发现。在彼时的历史条件下，当然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精与粗的实质，但这一论点，确是对肾脏生理功能认识上的突破。尤其是在目前，有足够的资料使人理解到：慢性肾炎病人，始而留精功能不足，亦肾气之衰颓，继而去粗功能有亏，知邪毒之潴留。从而为指导治疗提供了有益的论据，有力地纠正了过去仅据尿毒症出现的惊厥、昏迷症状，认为是病久延虚、虚风内动，治以三甲复脉汤等方的偏差。不仅于此，现在还能根据肾脏早有器质性病变的认识，及早地适当地佐用活血化瘀、消肿生肌的药物以提高疗效而推迟恶化，乃至完全治愈。当然，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中医的整体观点。如在治疗经过现代医学确诊为冠心病范围内的某些心脏疾患时，根据传统的四诊所得，参用补肾阴或温肾阳的方法，往往取得比较满意的疗效，这又说明了中医「心肾相交」、「坎离既济」等理论并没有过时。与此相反，我在运用肤浅的现代医学知识从事临床实践中，又常常感到某些中医理论的不够完善，甚至变更了原来整套的理法方药。如众所周知，现代医学对其所谓炎症，每指出其病所有充血、水肿等病变。我曾遇到一个失音五年、别无所苦、久治不愈的病人，即根据五官科对声带诊断的结论，用通窍活血汤合真人活命饮加减，不过数剂即得音开而逐渐响亮如初。这就免去了是「金实不呜」还是「金破不鸣」不必要的顾虑。还有，我曾用活血消肿、渗湿清热、专理肠间的方法，治愈多例慢性腹泻，以及在治疗迁延性肝炎、慢性肝炎和早期肝硬化的过程中，总是尽先解决血气有亏与邪毒和瘀血留滞这一对虚与实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多能完全治愈或获得缓解。这又使我感到李士材治泻九法和王旭高治肝三十法，都不免限于历史条件而不尽切合实际。也有一些慢性腹痛，其病机正如《临证指南医案》「便血」医案中所说「脏阴有寒，腑阳有热」的相反状况，治疗上自应兼筹并顾。叶氏之说，自是从《金匮》黄土汤方义领会而来。实际上，有很多胃肠和其它方面疾病的病机，同时存在着脏寒腑热，亟需仔细分析，这就是辩证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