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无数个捏着汗守护在危重病人床边的日日夜夜。当时和「西学中」的同志一起还进行了一些实验研究。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对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因为解放以前医院甚少，床位更少，中医对危重病人是在病人的「家庭病床」边进行抢救的，那时中医仍有机会救治危重病症。解放后，医院增加很快，但病床99％是由西医主管的，中医只有会诊的机会，主管权不在自己手上，我们自己的附属医院病床又少得可怜，中医已失去抢救危重病人的机会。在一五七医院不同，参加救治危重病人的决定权最少也有50％，有时达75％。因为当时的确用中医药解决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取得医院的信任与支持。如一个急腹痛的病人，用了阿托品等药物治疗无效，由于诊断未明未敢用吗啡类止痛药。一位教师却为之一针而愈。又如一肠套迭已三天的患儿，经用中药及针灸也治愈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受到考验与锻炼。我深深的体会到，中医学的发展必须在理论研究整理的同时，不断提高中医中药的治疗水平，如果只有理论，而不能用中医药的办法去解除病人的痛苦，中医学便有日渐消亡的危险。但可叹的是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病床既少、设备也简陋，从一九七八年以后，才有些改进，但进展仍慢。
学医后感到自己文化基础薄弱，遂饥不择食地看书，文，史、哲及其它自然科学知识等都看，课外读书杂乱而无计划，贪多嚼不烂，化费了一些时间，但自己摸索着走路，付出了光阴作为代价，初步养成自学的信心与习惯，还是值得的。读书乱不好，但读书杂有好处，今天我仍然认为，知识面既要有深度，也应有广度。积累知识好比建筑金字塔，底宽顶尖，乃能巍然屹立。我们是社会上的一员，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除了医学领域之外，还有人生其它思想活动的领域。知识的广度可以使我们视野开阔，能帮助克服保守思想，能推动专业知识的深化与发展，文学、艺术使我们接触时代的脉搏与生活气息，因此在业医之余，也就成了我的爱好。
《内》、《难》、《伤寒》，《金匮》等古典医籍，经过反复多次地实践与教学，对它们价值的认识不断加深，这些著作的重要性是大家所公认的，就不细说了。《内经》这一古典著作这么重要，说明我国医学源远流长，没有医学史的知识，不足以了解几千年来的成就与发展。因此，我对医学史有兴趣，而医学史又和中国通史息息相关。中学时代的历史知识远远不够，不得不涉猎一些通史。《内经》充满哲理，其理论的产生和古代哲学有血缘关系。金元时代我国医学的争鸣亦与当代哲学上的争论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得简要而又深刻「儒之分始于宋，医之分始于金元。」儒与医前后并论是有根据的，而促使自己去读一些中国哲学思想史。当然，对通史、哲学思想史我至今仍属门外汉，但我认为这是要列入自己学习领域之内的必修学科。
针灸与按摩，我学得很肤浅，但对于治疗危重病症，有时却收到出乎意料的效果。目前中医讲究分科，有利于深入发掘与钻研，这是好的方面，但不宜绝对化。我认为一般中医都应懂得针灸与按摩，因为这些治疗手段在临床各科都有其适应证。特别是它十分方便，我曾在路边用按摩方法救治过昏厥的患者，曾用梅花针抢救过大吐血的患者，用艾灸隐自、大敦救治过产后大出血的患者。遗憾的是我对这两科未登堂室。
各家学说这门学科，设立得很好。我担任过该科的教学，对其中一些名家学说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并在临证时加以验证，这方面的收益是比较大的。有些名家的一家之言，应该拿到临床中去验证，不能草率地批判抛弃。一家之言，有些好像是一块璞玉，经过加工，晶莹乃见。例如，李东垣阴火之论，张景岳曾给以严厉的批评。但李氏治阴火之法，是值得重视的，而且其源实出于仲景，只是说理上有些失当之处罢了。至于有人说他的「甘温除热法」是骗人的，这只因批评者自己缺乏经验罢了。一家学说，往往是其毕生学术经验的总结，我们宜把重点放在吸取其所长，才能有更大的收益。批判前人所短正其谬误，不能说不需要，但应持审慎态度，并应注意其所处之时代背景。对前人学说，历史地、辩证地给予正确的评价，也是我们今天应做的工作。历代医家学说是值得我们发掘的大宝藏。回顾自己这方面的工作实在做得很不够。
中医学术发展的道路中央已指出来了，彷徨几十年的中医可说已走在大路上，就看现代中医、西学中和有志于研究中医的其它科学家们的努力了。
中医学的前途有如万里云天，远大光明，我们的责任，任重而道远，故以「万里云天万里路」为题。
(邓中炎整理) 我的六十年岐黄之路
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妇科主任、教授王渭川
【作者简介】王渭川(1898～)，江苏丹徒人。自幼打下较好的经学基础后从师学医，毕生致力予各科临床，尤擅内科和妇科，在理论上也有较深造诣。着有《王渭川临床经验选》、《王渭川妇科治疗经验》等。
我是江苏丹徒人，生予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