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首先突出诚字，是很精辟的。先伯经常推荐徐灵胎《慎疾刍言》中的话：况医之为道，全在自考。如服我之药而病情不减，或反增重，则必深自痛惩，广求必效之法而后已，则学问自能日进。
他对党的团结中西医政策很佩服，认为中医西医二者皆是科学的。他说：盖彼有彼之科学，我有我之科学，非必如彼而后可言科学也。况古之医本从科学来者乎！他既反对中西医互相攻讦，亦反对中医妄自菲薄。我三十年代开始学西医时，先伯是同意的；家兄、侄女学中医，他当然更同意，我五十年代去上海学中医，他很赞赏。而且家中用药治病，从不拘泥。如他曾治好我的慢性菌痢，至今未复发，我患白喉，经先伯治后未见好转，改用血清(抗白喉)治愈，他并无不快的表情。对新法接生、预防接种等，更表赞同，说过顺治因天花而死，康熙有庭谕告诫皇室是后必须种痘。新法接生在家中被接受，也是从实效出发，因先伯曾有个儿媳死于难产。先伯晚年更有中西医结合的思想。一九五三年，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成立，选举彭泽民为主任委员，傅连馈⑿ち友、孔伯华、施今墨、赵树屏为副主任委员。在西医怎样读中医书的座谈会上，龙友先伯与袁鹤侪、于道济、龚志贤诸先生共同主讲。他在讲稿中说：凡治病当先以药物为主。中医所用多系生药，重在性味，与西医不同，要学中医非先读《神农本草经》不可。经之外又非读李时珍之《本草纲目》不可，以此书主义合乎科学，而收辑之药物又多……至于治病之法，中医西医治法虽不同，其愈病则一，其调合气血、补虚泻实则无异也。初学应读之书尚多，如喻嘉言《医门法律》、徐灵胎《慎疾刍言》，陈修园《医学三字经》、《伤寒论浅注》及《金匮要略浅注》之类。学者能聆会诸书之后，再读《内》《难》，以求深造。以后袁鹤侪，于道济，龚志贤诸先生相继发言，工作小组会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根据上述意见，提出总结性意见：①《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内经》四书为学习中医必修之经典，②四部书应从《伤寒论》学起，或《伤寒》、《本草》同时并进，在学习有困难时，可参看《伤寒释义》、《本草问答》等比较浅显的书，③西医读中医书时，应先认真地读，学习其精神实质，不要轻易加以批判。这为以后中医学院和西学中班制订教学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论医论药举遗
先伯很重视标本，诊病医案上常有法当标本兼治、仍当从本治的意见。一次我与家兄讨论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以及治病必求其本二者的关系。家兄说；伯父曾说过，治病必求其本是根本的，根本就是气化阴阳。在诊断上知其何者为本，则何者为标，自然不言而喻；而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言治法。后读《素问・至真要大论》：病反其本，得标之病，治反其本，得标之方。此与上论不谋而合。足见先伯在经典理论上，不援引其词句，但深谐其理。
先伯一般组方的主张是辨病立方，辨证施药。他说辨清病以后，立法选方是针对其病，而方中药物的加减则是针对具体的症候。正如徐灵胎所说，辨病立方而无加减是有方而无药；堆砌药物，合而成方，全无方法主次，是有药无方。喻嘉言《医门法律》：约方，犹约囊也，囊满弗约，则输泄。方成弗约，则神与弗居。业医者当约治病之方，而约之以求精也。《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不得其精，焉能入神?有方无约，即无神也，故曰神与弗居。先伯处方十来味药，很少超过二十味。三伯父患胸膜炎，胸腔积液，我那时在燕京大学医学院预科学习，请问先伯当用何方，他即指出病属悬饮，当用十枣汤，如有肋痛症候，可加川芎、川楝之类。我问十枣的用意，他说，大枣大小很不相同。如山东乐陵枣小而甜，仲景河南人，河南大枣则大，十个约30一60克了。经方一般用的大枣不过3枚。此方大枣分量较重，意在固脾，妨逐水太过。
先伯治病各种剂型都用，不限于煎剂。如外伤瘀血，常用《良方集腋》的七厘散，用黄酒服用加外敷患处。他主张组方首在立法，法者不定之方，方者一定之法。同一法可从不同方剂中任选应用，或自组成方，但方既组成之后，必有一定之法方可。先伯推祟《伤寒》，《金匮》，但主张要学其法。他说：以镜鉴人，不如以人鉴人。盖镜中影，祗自知无可比，而不如书中影，则使万世之人皆知也。伤寒诸书，仲景之影也。以之作鉴，则离神而取影，鉴中之影，皆非真影矣。学医者其鉴诸。喻昌在其《尚论篇》中说：举三百九十七法，隶于大纲之下，然后仲景之书，始为全书。无论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喻氏以法概伤寒，先伯则推之以及他病，可谓善学者。他不主张拘泥古方，认为墨守成方，总有一定的局限性。他推崇张元素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之论。他在用药处方上注意脾胃，但又与东垣的专主温补不同；看其处方，用药的轻灵，又吸收了温病学派的长处。伯父对于运气学说，也认为不可拘泥。陈修园《医学实在易》引张飞畴运气不足凭说；谚云：不读五运六气，检遍方书何济。所以，稍涉医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