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学说，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正如清・吴瑭《温病条辨・凡例》所说：“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也。”既能“羽翼伤寒”，那么作为有别于伤寒学的温病学说，就应当保持他独自存在的地位，并按照其自身所具有的特色而不断发展。其发展的最终结果，丝毫不会影响到《伤寒论》作为辨治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及其他疾病专书所具有的实用价值，相反还会促进伤寒学说理论与临床研究更加深入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三卷１９７临证特色
一、治重脏腑精于辨证临床辨治疾病，李氏最为重视脏腑。认为人体是以脏腑为核心的有机整体。一脏一腑各有功能，脏与脏，腑与脏，腑与腑之间，以其相生相制的关系相互联系，而维持人体生理功能的协调和平衡。人体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病因影响，则会以病因的属性影响脏腑功能，一病有一病的发展趋势，一证有一证的发展规律，明辨各种疾病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根据其临床证候的各种表现，就能制定出合理的治法与方药。如胸痹（冠心病），李氏认为其多由阴阳、气血失调及寒凝、热结、痰、阻、气滞、血瘀等因素引起，观察其发病规律，一般初起多有胸阳不振，心脉痹阻，则治宜通阳宣痹；病情发展，气郁日久，血行瘀滞，则治宜活血化瘀；胸痹后期，气阴耗损，运血无力，气血受阻，则治宜益气养阴，行气活血；病势深入，气血俱虚，阳虚阴盛，则治宜温通心痹，回阳救逆等等。即使疾病变化万端，亦可在主法运用的前提下随证加减。冠心病如此，他病亦然。
审病问疾，处方用药，善于辨证论治，辨出疾病的表现为何“证”然后根据辨出的“证”确定采用何种治法，再根据所订治法的要求，选用方药，随证变化，进行治疗。辨证论治的具体体现是理法方药，方药的灵活运用在辨证论治中尤为重要，一证有一证之专方，一病又有一病之专药，如《伤寒论》太阳病中风表证有桂枝汤，伤寒表实证有麻黄汤，《金匮要略》阴阳毒有升麻鳖甲汤，肠痈者有大黄牡丹皮汤，而茵陈、常山、白头翁分别是治疗黄疸、疟疾、下痢的专药等，此即所谓“有是病者用是药，有是证者用是方”。但专方专药的应用，要注意专病的本质、特征及其阶段性，根据疾病进退缓急灵活变化，切不能只知套主方专药而忽视辨证论治，而应在辨证前提下选择方药，或创造新的用方。如曾治严某，男，４７岁，珠海某公司干部。１９９３年６月因患胸腺瘤在武汉某医院做胸瘤摘除术，术后不久，出现眼皮下垂，四肢无力，曾在省、市多所大型医院诊治，经反复检查，均诊断为“重症肌无力”。服用中药益气之品脘腹胀气，服用升提之剂则烦冤不解；用西药溴化新斯的明或地塞米松又心胸不适。转延李氏治，刻诊所见：上睑下垂，四肢无力，吞咽不利，口流涎水，胸脘闷胀，不知饥饿，嗳气频频，睡不安寐，大便带血（有痔疮史），小便短黄，舌尖红，苔黄腻，脉细而略数。李氏诊之曰：此中医痿证也。《内经》谓本病发生，与“肺热叶焦”有关，肺热则燥，精血不能输于五脏，遂见痿σ玻提出“治痿独取阳明”之说（见《素问・痿论》）。故后世医书多以肺热伤津、脾胃虚弱或肝肾阴亏立论，或清热润燥，或益气健脾，或补益肝肾，见仁见智。而本案例，证属胸阳受损，痰热内阻，阴津伤耗，则治当通阳宣痹、清热化痰为主，佐以清热生津、健脾益气之法。药用：炒瓜蒌皮１０克，薤白１０克，炒竹茹１０克，枇杷叶１５克，陈皮１０克，炒枳壳１０克，茯神１５克，法夏１０克，炒川连１０克，夏枯草１５克，炒二芽１５克，香橼皮１０克，芦根２０克。此方前后加减共服１５剂，精神大振，心胸舒畅，纳食增进，二便通利，上睑下垂症消失。继以通阳散结、清热化痰、健脾和胃之品调理而愈。随访半年，未见复发。细详此案，是胸腺瘤术后，病发“重症肌无力”，世医套用成法，或健脾，或益第三卷１９８气、或妄用升提，而效罔然。究其因也，病在胸阳损伤，气机郁滞，痰热内阻，热邪耗津，胸阳不能振奋，气机不能宣通，痰热不能清除，病焉可自愈哉？李氏不为成见所拘，从痰热立论，法从证出，方随法成，以瓜蒌薤白半夏汤合黄连温胆汤为主，结合证情变化，灵活化裁用药，而取得良好效果。
二、善用经方药取平稳李氏行医迄今有６０余年，临床治病，善用经方，然师古不泥，化裁灵活，运用自如。如曾治程某，男，４５岁，以种田兼缝纫为业，素嗜烟，并有咳喘宿疾。某年秋，因外感发热，咳嗽加剧，痰中见脓，有腥臭味。服中药清热解毒、宣肺化痰排脓之品，热势虽退，而他证未除。再延西医诊治，考虑为“肺脓疡”，注射青、链霉素等抗炎针剂，咳唾脓之症时而小愈，时而增剧，困卧床第，已将一年。患者为病势折磨，意志消沉，几欲自寻短见。其家属偕来恳求一速效良方处治。
细询其证，胸闷异常，左胸部并有痛感，时唾浊痰腥臭，咽干不渴，苔黄脉数，是与《金匮》所云之肺痈相符。又阅前服中药处方，如苇茎汤、泻白散、排脓散、犀黄丸及鱼腥草、忍冬藤、葶苈大枣泻肺汤等均已服过，而未彻底收效。细审此证，虽旷日持久，元气已损，然脉来有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