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于是只能把这一种骈体文称之为『笔』，以示区别，使它不同于韵文，也不同于一般的『言』和『语』。所以文笔之分最初是有韵无韵之分。」又：「刘勰说得很清楚，……他在《文心雕龙》中所谓近代，往往是指南朝刘宋以后的。」
又《文笔说的前期与后期》：「刘勰以为『文以足言，理兼诗书』，诗指有韵之文，书指无韵之文，何必多此一举？所以说『别目两名，自近代耳』。」
《札记》：「文笔以有韵无韵为分，盖始于声律论既兴之后，滥觞于范晔、谢庄。」又：「声律论既兴，滥觞于范晔、谢庄，而王融、谢朓、沈约扬其波，以公家之言不须安排声韵，而当时通谓公家之言为笔，而立无韵为笔之说，其实『笔』之名非自无韵得也。然则属辞为笔，自汉以来之通言；无韵为笔，刘宋以后之新说。要之，声律之说不起，文笔之别不明。故梁元帝谓『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
《斟诠》：「彦和本不主张有文笔之分，故云：『别目两名，自近代耳。』惟当时风气使然，故彦和《序志》篇亦有『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之语，于二、三、四、五卷之论文体，分为有韵文十篇，无韵文十篇，且曰：『上篇以上，纲领明矣。』」
《论衡超奇》篇：「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其中虽然用了「文笔」二字，但不是并列关系。
周注说明：「《总术》是创作论的总论，因为全书的序言放在末了，所以创作论的总论也放在创作论的末了。在文体论里，是按照文和笔分类的，所以创作论的总论也从文和笔谈起。」
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一〕；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二〕。」请夺彼矛，还攻其盾矣〔三〕。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果言文〔四〕，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五〕。
〔一〕 《校注》：「按『文』谓文采，犹云言之文饰者也。」
郭绍虞《文笔说考辨文笔说的前期与后期》：「由于文学语言之日趋骈化，即序事传记之文也少散文单行之体，那么同样是无韵，而中间有『笔』和『语』的区别，……所以颜延年说：『笔之为体，言之文也。』」又《经典的两重性》：「《诗》三百篇全属韵文，而《易》之《文言》『偶句凡四十有八，韵语凡三十有五』（
《研经堂集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也不能说是『言』。所以刘勰非之。」
饶宗颐《文心雕龙探源》四《刘勰思想与宗炳颜延之之关系文笔之辨》，以「史传」入笔：「颜氏『精于论文』（《诗品》），其论文笔之语，不见于现存之《庭诰》，惟《文心总术》篇云：『夫文以足言，……传记则笔而非言。』略窥梗概，测其意似颜氏区为言、笔、文三等，而以史传归入『笔』之范围，笔亦言之有文者也。彦和以史传、诸子纳于笔中，未始非基于颜氏之说，《总术》篇对颜氏多加非难，论者以为未当。（见逯钦立《说文笔》，《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考其重视诸子，乃受葛洪之影响，其采及史传，则又根据延之传记属于笔之说，彰彰明甚。」
陆牟注：「颜延之认为经书（如《尚书》）文采很少，所以属于言，传记（如《左传》）文采稍多，所以属于笔。」
〔二〕 范注：「颜延年谓『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此『言』字与『笔』字对举，意谓直言事理，不加彩饰者为『言』，如《尚书》之类是；言之有文饰者为『笔』，如《左传》、《礼记》之类是；其有文饰而又有韵者为『文』。颜氏分为三类，未始不善，惟约举经典传记，则似嫌笼统。盖《文言》经典也，而实有文饰，是经典不必皆『言』矣；况《诗》三百篇又为韵文之祖耶！」
〔三〕 《校注》：「按《韩非子难一》篇：『楚人有鬻楯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按又见《韩非子难势》篇。
〔四〕 《校证》：「『果』原作『不』。黄侃云：『「不」字为「
为」字之误。』今案『不』字乃『果』字草书形近之误，此承颜说而为言也。故改为『果』字。《序志》赞『文果载心』，句法同。」
《校释》：「按黄说是也，而所改之『为』字，犹未的。『不』乃『果』之坏字，承颜说而言果也。」
《斟诠》：「潘重规氏云：『规案「不」似「乃」字形近之误。《韩子内储说下》：「因请立齐为东帝而不能成也。」顾广圻曰：「不当作乃。」亦「乃」误为「不」也。』潘说然，兹据改。」
〔五〕 《文心雕龙注订》：「未见其论立，驳颜氏之说，盖未许文笔之强分也。」
《札记》：「颜延年之说，今不知所出，宜在所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