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法的人，要从入章这一年的冬天开始，因为这个冬至是一章的开始，故称「履端于始」。从冬至到下一年的冬至，应为三百六十五日有余，但若以月圆月尽为标准，每年只能有三百五十四日。这样十二个月有了大小之分，每月所得的日子有多有少，很可能导至节气的不准确。节气不准，即月不正。于是只有取中气以正月。所谓中气，就是「节气」的「气」。二十四个节气，十二为节，在月初；十二为气，这个气应居于每月之正中（月半），叫中气。这个月的月半如果有了中气，便算正确。因为要取中气以正月，故称「举正于中」。每月剩一日有余，归之于终，积成一月，置作闰月，故称「归余于终」。
此处「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只是借用《左传》文公元年的话，作为首先、其次、最后的代词。与原来的含义无关。「履」，践，走。「履端于始」，即开始走第一步。
〔五〕 范注：「此谓经营之始，心中须先历此三层程序。首审题义何在，体应何取；次采集关于本题之材料；最后审一篇之警策应置何处。盖篇中若无出语（陆云《与元平原书》中数言出语，出语即警策语），则平淡不能动人，故云撮辞以举要。始、中、终，非指一篇之首中尾而言，彦和盖借《左传》文公元年语以便文词耳。」
刘永济《释刘勰的三准论》：「他所谓『三准』，乃是指从作者内心形成作品的全部过程中所必然有的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都各有其适当的一定的准则，所以谓之为『三准』……
「他所谓『位体』，是说作者内心怀抱着的某种思想感情的整个体系，首先要将它建立起来，作为全篇的骨干，然后『酌事』方有所依据，所以说『设情以位体』。其次，作品中所用的事或理，又必须与他的思想感情极其相类，非常切合，也就是必须与形成他的思想感情的客观事物一致。所以说『酌事以取类』。再其次，有了与『情』相类的『事』，然后方能依据这些『事』的内容和性质，来『属采附声』。而这种『属采附声』的工拙，是关于作者的艺术手段的高下。作者的艺术手段高，则他的作品中的『事』与『物』，就能光辉灿烂，发生摇荡人们心灵的力量。……这样，必然是作品中所敷设的词句都是『事』与『物』的主要的部分，所以说『撮辞以举要』。刘氏的『三准』论，虽然看来似乎是三者平列的，但是却是以『情』为其余两者的根本。」（《文学研究》，一九五七年二期）
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谓『三准』，首先是指根据所要表现的情志即思想内容来确定体制，其次是善于引证事类即典故成语来表达内容，再次是运用警策语句，突出重点。」
寇效信：「『位』和『体』（本体），指思想内容在文章中的位置及其主干（主体）。所谓『设情以位体』，就是给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在文章中确立一定的位置，并确定其主干，就是说，为了避免『意或偏长』的毛病，为了使文章内容条科分明，首尾圆合，在构思阶段就要把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的内在逻辑搞清楚，把什么是中心思想，什么是中心思想下的分枝都考虑到，并给他们一一地确立明确的位置。」
按「先标三准」，就是标出炼意的三项步骤。《镕裁》篇开头说「情理设位」就是写文章首先由思想感情来奠定基础。「设情以位体」的「体」，是体制，既指文章的体裁，也包括对这一体裁的风格要求。所谓「设情以位体」就是在思想感情的基础上安排用什么体裁来写，规格要求和风格要求是什么。以赋为例，所谓「设情以位体」，除去说明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要用赋的体裁表现外，还要拟定对这篇赋的规格要求和风格要求。这里面首先决定表现的是刚性的还是柔性的情感，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刚柔以立本」。刚性的或者柔性的情感，都有它不同的风格要求，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立本有体」。「设情以位体」就是根据情感的性质对作品体制作不同的安排。
以上所举五种解说，主要分歧在对「体」字的理解：一种认为指思想感情的主体，一种认为指体制。可以并存。
《文镜秘府论定位》篇：「凡制于文，先布其位，犹夫行阵之有次，阶梯之有依也。先看将作之文，体有大小（若作碑、志、颂、论、赋、檄等，体法大；启、表、铭、赞等，体法小也）；又看所为之事，理或多少。体大而理多者，定制宜弘，体小而理少者，置辞必局。须以此义，用意准之，随所作文，量为定限。谓各准其文体事理，量定其篇句多少也。既已定限，次乃分位，位之所据，义别为科（虽主一事为文，皆须次第陈叙，就理分配，义别成科。其若夫、至如、于是、所以等皆是科之际会也），众义相因，厥功乃就（
科别所陈之义，各相准望，连接以成一文也）。故须以心揆事，以事配辞（谓人以心揆所为之事，又以此事分配于将作之辞），总取一篇之理，析成众科之义（谓以所为作篇之大理，分为科别小义）。」
〔六〕 《易系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