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字误，当作末。』梅六次本、张松孙本改作『末』。……案作『末』是，今据改。说已详《封禅》篇。」
范注：「『风味』，疑当作『风昧』。『风昧』与『风清』相对。说文：『昧，闇也。』《小尔雅广诂》：『昧，冥也。』孙君蜀丞曰：『按作末是也。《封禅篇》云：风末力寡。与此意同。』」
《校释》：「孙人和校作『末』，是也。按韩安国《匈奴和亲议》：『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舍人盖用此语。《封禅篇》有『风末力寡』语同此。」《诗品序》评东晋时期的诗是「淡乎寡味」，并说它「建安风力尽矣」，可互相参证。
曹学佺批：「古今一风也，通变之术，亦主风矣。」
以上是说：从黄帝唐尧时质朴，到宋初的讹滥，越到后来，味道越淡薄。在他看来，商周时代的经书，就文章风格来说，是「丽而雅」，最适中。
黄海章《文心短论》：「刘勰以为九代咏歌，虽有不同，但『从质及讹，弥近弥澹』。换句话说，尽管是愈变而愈新，其实是愈变而愈奇诡，愈乏味。所以『矫讹翻浅，还宗经诰』。」
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他认为黄、唐、虞、夏文学的特色是质胜于文；楚汉魏晋以迄宋初的文学是文胜于质；而商周则是丽而能雅，文质彬彬。这当然是就各时代文学的主要面貌和倾向而言，例如说『楚汉侈而艳』，主要是就辞赋说的，对汉代诗歌、散文就不完全适用。至于黄唐虞夏时代，根本没有产生书面文学，更谈不到质胜于文了。」
又：「由于从宗经立场出发，刘勰对于后代文学的发展，认识是不足的，对它们的批评也有些是不正确的，他甚至认为商周以后的文学是每况愈下，这表现了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消极的一面。」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一〕，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二〕。夫青生于蓝〔三〕，绛生于蒨〔四〕，虽踰本色，不能复化〔五〕。
〔一〕 范注：「《南齐书武陵昭王晔传》：『晔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上。高帝报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此略汉篇师宋集之证。」
《校注》：「《梁书文学下伏挺传》：『好属文，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南史王籍传》：『为诗慕谢灵运，至其合也，殆无愧色。时人咸谓康乐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严（庄）周。』……并足为『师范宋集』之证。」
《校释》：「舍人之世，作者竞学宋人，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裴子野《雕虫论》俱致讥诋之辞，可证。……简文但论学之不善者，裴氏则直以舍本逐末为宋贤流弊。」
〔二〕 刘禹昌：「『多略汉篇』四句──这是论述齐梁时期的作者忽视对古代丰富文学遗产的学习和继承的不良现象。《情采》篇说：『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指瑕》篇说：『雅颂未闻，汉魏莫用。……斯实情讹之所变，文浇之致弊。』可互相参证。」「附」，接近。
〔三〕 《荀子劝学》篇：「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艺文类聚》引作「青出于蓝而青于蓝」。《太平御览百卉》引作「青生于蓝而青于蓝」。
〔四〕 黄注：「《尔雅》『茹藘』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绛。』疏：『今染绛蒨也，一名茹藘，一名茅搜。』《诗疏广要》注：『《
本草》，茜根，可以染绛，一名蒨。』」范注：「《尔雅释草》：『茹藘，茅搜。』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绛。』此言习近略远之弊。」「蒨」，茜草。「绛」，大红色。
〔五〕 青和绛虽然超过了蓝和蒨本来的颜色，但不能再有什么变化。比喻只「师范宋集」，文章不可能有什么创新发展。
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一〕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二〕；矫讹翻浅，还宗经诰〔三〕。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四〕，可与言通变矣。
〔一〕 范注：「桓谭语当是《新论》佚文。刘、扬，谓子骏、子云也。」《校注》：「按《新论》：『谭见刘向《新序》，陆贾《新语》，乃为《新论》。是君山之于《新序》奉为述作典范，推崇极矣。本书《诸子》、《体性》、《时序》、《才略》四篇，亦皆以刘向与扬雄并举。更可作为旁证。范说恐非。」
〔二〕 元刻本、弘治本「绛」作「锦」。《校注》：「按此为回应上文『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之辞，作『锦』非是。」《急就篇》注：「练者，煮缣而熟之也。」「练」、「濯」，皆有染意。「必归蓝蒨」，必须归靠蓝草和蒨草。
〔三〕 刘禹昌：「言要想矫正『浅而绮』、『讹而新』的形式主义文风，必须以风雅、典诰为学习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