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氏阐绝业于后，千年遗迹，顿还旧观，艺苑争传，率土咸诵。两君之功，或谓伟矣。顾以欧文撰述，东方人士不能尽窥，则犹有憾焉。因与同好王君静安分端考订，析为三类，写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竟。乃知遗文所记，裨益至宏，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侯，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若夫不觚证宣尼之叹，马夫订《墨子》 之文。字体别构，拾洪丞相之遗；书迹代迁，证许祭酒之说。是亦名物艺事，考镜所资， 如斯之类，偻指难罄。惟是此书之成，实赖诸贤之力，沙氏辟其蚕丛，王君通其艺术，僧雯达识，知《周官》之阙文，长睿精思，辨永初之年月。予以谫劣，滥于编摩,蠡测管窥，裨益盖鲜。尚冀博雅君子，为之绍述，补阙纠违，俾无遗憾。此固区区之望，亦两京博士及王君先后述作之初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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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书契考释序
上虞罗叔言参事所著《殷墟书契考释》，海宁王静安为之后序，惟其初稿乃用骈体，笔意渊雅，有北朝初唐人遗意，近时作者，不能及也。其词曰：商遗先生《 殷墟书契》 成，余读而叹曰：自三代以后，言古文字者，未尝有是书也。炎汉以来，古文简出，孔壁汲冢，与今之殷墟而三。壁中所得，简策殊多，尚书礼经，颇增篇数。然淹中五十六卷，不同于后氏者十七，孔氏四十五篇，见于今文者廿九。因所己知，通彼未见，事有可藉，切非至难。而太常所肄，不曲台之书；临淮所传，亦同济南之数。虽师说之重，在汉殊然，抑通读之方，自古不易。至于误厨序，以B为均，文人之作宁人，大邑之书天邑，今古异文而同谬，伏孔殊师而沿讹。言乎释文，盖未尽善。晋世中经，定于荀东。今世所存，穆传而已。读其写定之书，间存隶古之字，偏旁缔构，殊异古文。随疑分释，徒成虚语，校之汉人，又其次矣。其余郡国山川，多出彝器，始自天水，讫于本朝。吕薛编集于前，阮吴考释于后。恒轩晚出，尤称绝伦。愿于创通条理，开拓阃奥，慨乎其未有闻也。夫以壁经冢史，皆先秦之文；姬嬴汉晋，非绝远之世；彝器多出两周，考释已更数代，而校其所得，不过如此。况乎宣圣之所无徵，史籀之所未见，去古滋远，为助滋寡，欲稽而明之，岂易易哉。
殷墟书契者，殷商王室命龟之辞，而太卜之所典守也。其辞或契于龟，或勒于诸骨，大自祭祀征伐，次则行章畋渔，至于牢鬯之数，风雨之占，莫不畛于鬼神，比其书命。爰自光绪之季，出于洹水之墟。先生既网罗以入秘藏，摹印以公天下，复于暇日，撰为斯编。余受而读之，见其学足以指实，识足以洞微；发轸南阁之书，假途苍姬之器，会合偏旁之文，剖晰孳乳之字；参伍以穷其变，比校以发其凡，悟一形繁简之殊，起两字并书之例。上池既饮，遂洞垣之一方；高矩攸陈，斯举隅而三反。颜黄门所谓癒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者，斯书之谓矣。
由是大乙卜丙，正传写之伪文；入商宅殷，辨国邑之殊号。至于诹日卜牲之典，王宾有睪之名，賧燎薶沈之用，牛羊太豕之数。损益之事，羌难问夫周京；文献之传，夙无徵于商邑。凡诸放佚，尽在敷陈，驭烛龙而照幽都，拊彗星而扫荒翳，以视安国所隶定，广微之所撰次者，事之难易，功之多寡，区以别矣。是知效灵者地，复开宛委之藏；宏道惟人，终伫台陵之说。后有作者，俟此知津。甲寅冬十有二月旬有一日。海宁王国维。
屈子文学之精神
王国维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聃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初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槃》、《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于是哉？故此等谓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则可，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质也。然则诗歌的文学，所以独出于北方之学派中者，又何故乎？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此走义未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