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事尔。古事误入，亦可凭古书而正之，事与沿革等耳。至若三数百年之内，遗文逸献之散见旁出，与夫口耳流传，未能必後人之不湮没者。以及兴举利弊，切於一方之实用者，则皆实可稽，断无误於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
冯君曰：“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余曰：“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方志也。《太史公书》详於汉制，其述虞、夏、商、周，显与六艺背者，亦颇有之。然六艺具在，人可凭而正史迁之失，则迁书虽误，犹无伤也。秦楚之际，下逮天汉，百馀年间，人将一惟迁书是凭；迁於此而不详，後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统合今古，盖为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无所取裁，不得已而发凡起例，如创造尔。如前志无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但当补其所无。夫方志之修，远者不过百年，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今远期於三数百年，以其事虽递修，而义同创造，特宽为之计尔。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於三数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修志矣。”冯君恍悟曰：“然。”
戴拂衣径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於沿革之外，非无别裁卓见者也。旧志人物门类，乃首名僧，余欲删之，而所载实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岂可以为人？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古迹，故取名僧事实，归之古迹，庸史不解此创例也。”余曰：“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於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古迹而立专门，乃统志类纂名目，陋儒袭之，入於方志，非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为人，则彼血肉之躯，非木非石，毕竟是何物邪？笔削之例至严，极於《春秋》。其所诛贬，极於乱臣贼子。亦止正其名而诛贬之，不闻不以为人，而书法异於圆首方足之伦也。且人物仿史例也，史於奸臣叛贼，犹与忠良并列於传，不闻不以为人，而附於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载，不过俚儒之见耳。以古迹为名僧之留辙，而不以人物为名，则《会稽志》禹穴，而人物无禹；《偃师志》汤墓，而人物无汤；《曲阜志》孔林，而人物无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与禹、汤、孔子同其尊欤？无其识而强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犹免於怪妄也。”
○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承示志稿，体裁简贵，法律森严，而殷殷辱赐下询，惟恐有辜盛意，则仅就鄙衷所见，约举一二，以备采菲，然亦未必是也。盖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滥之书，固可不论；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则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惟史家为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途径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还，绝不多见。而纂辑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
今来稿大抵仿朱氏《旧闻》，所谓纂辑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画一其体。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著来历。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於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样；如取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於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此明全书并无自己一语之徵，乃真仿《旧闻》而画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似非义例。
又世纪遗漏过多，於本地沿革之见於史志者，尚未采备，其馀亦似少头绪；此门似尚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学校，录及乐章及先贤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颁於令典，本不须载；今载之，又不注出於《会典》，而注出於旧志，亦似失其本原。又诗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别为文徵。今仿《旧闻》之例，载於本门之下，则亦宜画一其例。按《旧闻》无论诗文，概为低格分载。今但於山川门中，全篇录诗，而诸门有应入传志记叙之文，多删节而不列正文，恐简要虽得，而未能包举也。
又表之为体，纵横经纬，所以爽豁眉目，省约篇章，义至善也。今职官选举，仍散著如花名簿，名虽为表，而实非表。户籍之表善矣，然注图甲姓氏可也；今有注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核。
艺文之例，经史子集，无不当收。其著书之人，不尽出於文苑。今裁文苑之传而入艺文，谓仿《书录解题》。其实刘向《七略别录》，未尝不表其人，略同传体。然班氏撰入《汉 艺文志》，则各自为传，而於《艺文》目下，但注有传二字，乃为得体。今又不免反客而为主矣。
以上诸条，极知瞽蒙之见，无当采择。且不自揣，而为出位之谋，是以琐屑不敢渎陈；然既承询及，不敢不举其大略也。
○覆崔荆州书
前月过从，正在公事旁午之际，荷蒙赐赆赠舟，深切不安。措大眼孔，不达官场缓急情事，屡书冒渎，抱惭无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所付志稿，解缆匆忙，未及开视，曾拜书，俟旋省申覆；舟中无事，亦粗一过目，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