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於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於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於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於阴矣。阴阳伏之患，乘於血气而入於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於私，似天而实蔽於人，发为文辞，至於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於天而参於人也。才艺之士，则又溺於文辞，以为观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赖於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
韩氏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者情之普，义者气之遂也。程子尝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则以谓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後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盖言心术贵於养也。史迁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谓“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谓“绍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後人泥於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於是後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惑於鬼神，《平准》之算及商贩，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观於相如之文，桓宽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後著哉？《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有之。馀皆经纬古今，折衷六艺，何尝敢於讪上哉？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後人附会有过。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轲，怨诽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於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诗》可以兴。”说者以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故贵平日有所养也。《骚》与《史》，皆深於《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後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
○史释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岁之成，皆有调剂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能之选，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库藏者，出纳不敢自专，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犹太宰司会之於财货也。典、谟、训、诰，曾氏以谓“唐、虞、三代之盛，载笔而纪，亦皆圣人之徒”，其见可谓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非曾子之言异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学，亦何常师之有？”“入太庙，每事问。”则有司贱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师矣。问礼问官，岂非学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後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於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