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想见古人清风，可以兴起末俗。爰求前迹，有若马伏波、应司隶之流，制苗蛮於汉世；李习之、温简舆其人，兴水利於唐时；因地制宜，随时应变，皆文武长吏前事之师。考古即以徵今，而平日讨论，不可以不豫也。盖政之有恒与辞之体要，本非两事，昧於治者不察也。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务也，而推明大旨，以为求治理者法焉。
○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
荆州富於《禹贡》、《职方》，雄据於三国六朝五季，而冲要岩剧於前明。盖至今所领仅七城，而於湖北部内十一府州，犹为重望云。三代画州，荆域袤延且数千里，无可言也。汉分南郡，荆州所部。蒯越说刘表曰：“荆州南据江陵，北守襄阳，八郡可传檄而定。”诸葛忠武说昭烈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用武之国。”六朝争剧於萧梁，五季称雄於高氏，一时献奇借箸，腾说虽多，大约不出蒯、葛数语。然是时荆州，实兼武陵、桂阳诸郡，幅员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兴路为荆州府，则今荆州境矣。彼时王国所封，蔚为都会。我朝因明旧治，初以总兵官镇守其地，旋改满营，设将军都统以下如制。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县与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两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远安隶荆门州。於是荆州所部，止於七县。然而形势犹最诸府，则江陵固兼南北之冲，而东延西控，联络故自若也。至於时事异宜，则满汉分城，民兵不扰；漕兑互抵，转饷无劳，亦既因时而立制矣。惟大江东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筑，视昔为重。乾隆戊甲大水灌城，军民被淹，城治倾圮。天子南顾畴咨，特命重臣，持节临莅，发帑二百万金，钜工大役，次第兴举。余於是时，奉命来督两湖，夙夜惴惕，惟恐思虑有所未周，无以仰答诏旨。咨於群公，询於寮き，群策材力，幸无陨越。而亿兆生灵，皆蒙恺泽，而出於昏垫，则荆州虽故而若新也。
逾年，民气渐苏，官司稍有清晏。知府山阴张君方理，始欲整齐掌故，为後持循；旋以事去。继其任者，永济崔君龙见，乃集七县长吏而议修府志。崔君以名进士起家，学优而仕，其於斯志，盖斤斤乎不苟作也。且《荆志》著於古者，倍他州郡，盛弘之有《荆州记》，庾仲雍有《江记》，宗懔有《荆楚岁时记》，梁元帝有《荆南志》，又有《丹阳尹传》，书虽不存，部目可考，遗文逸句，犹时见於群书所称引也。前明所修《荆州府志》，仅见著录而无其籍。康熙年间，胡在恪所修，号称佳本，而世亦鲜见。今存叶仰高志，自云多仍胡氏旧文，体例谨严，纂辑必注所出，则其法之善也。而崔君之於斯志，则一秉史裁，详赡博雅之中，运以独断别裁之义。首纪以具编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於诸考，人物详於列传，亦既纲举而目张矣。又以史志之书，记事为主。艺文仍著录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选诗文杂体；其有矫而正者，则又裁节诗文，分类隶於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别。今师史例以辑府志，更仿选例以辑文徵。自云：志师八家《国语》，文徵师十五《国风》，各自为书，乃得相辅而不相乱。又采辑之馀，琐事畸言，取则失裁，弃则可惜；近人编为志馀，亦非史法。今乃别为《丛谈》一书，钜细兼收，而有条不紊，盖近日志家所罕见也。昔罗愿撰《新安志》，自谓儒者之书，不同钞撮簿记。今崔君所辑，本源深远，视罗氏雅裁，有过之而无不及已。会湖北有《通志》之役，聘会稽章典籍学诚，论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识，与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屡质於典籍，往复商榷，时亦取衷於余。余故备悉其始末，而叙於卷端。
○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
石首为荆州望县，两汉本华容地，晋平吴，分华容置县，因山以石首名。赵宋改治调弘，易名建宁。寻迁绣林山左，复名石首。元大德中，又迁楚望山下。历明至今，文物声名，为荆部称盛。县志不修，近六十年。旧志疏脱，诠次无法，又阙数十年之事实。知县玉田王君维屏，因余撰辑通志，檄徵州县之书，乃论次其县事，犁剔八门，合首尾为书十篇，以副所徵，且请余为之序。
余披览其书，而知王君之可与论治也。夫为政必先纲纪，治书必明体要。近日为州县志者，或胥吏案牍，芜秽失裁；或景物题咏，浮华无实；而求其名义所归，政教所重，则茫然不知其所指焉。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天下盖有言之斐然，而不得於其事者矣；未闻言之尚无条贯，而其事转能秩然得叙者也。今王君是志，凡目数十，括以八门，若网在纲，有条不紊。首曰编年，存史法也。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记事，非编年弗为纲也。次曰方舆，考地理也。县之有由立也，山川古迹，以类次焉。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次曰建置，人功修也。城池廨署，以至坛庙，依次附焉。次曰民政，法度立也。户田赋役之隶於司徒，邮驿兵防之隶於司马，皆《洪范》八政之经也。次曰秩官，昭典守也。长佐师儒，政教所由出也。而卓然者，爰斯传矣。次曰选举，辟才俊也。论秀书升，《王制》之大，兴贤与能，《周官》是详；勒邦乘者，所不容略也。次曰人物，次曰艺文，一以徵文，一以考献，皆搜罗放失，谨备遗忘，尤为乘时之要务也。人物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