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于理者，则为文；而文之有音节者，则为诗。《三百篇》之诗，但有音节，而无一定章句。嗣后屈原、宋玉起，变《三百篇》而为《骚》。司马相如、班固兴，变骚而为赋。唐宋盛行五七言，而骚与赋遂衰矣。再传而后，词曲并作，演为传奇。诗之日新月盛，至于如此，不亦人心进化之徵耶？今人但知曹子建、杜少陵、李太白、陆放翁之为中国大诗人，抑知屈原、司马相如、汤若士、高东嘉、王实甫、孔云亭、辛稼轩、姜白石等之亦为大诗人乎？明乎此理，而诗之变化尽焉矣。
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仑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然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的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林少泉往时以书寄我，所言可谓先得我心矣：“（前略）所示《历史记念歌》十八章，十九期《白话报》当为刊入，以贡于世。后有杰作，尚望勿过靳闷，使敝报常得藉以增重，至盼至盼。国事日亟，吾党中才足以作为文章、鼓吹政治活动者，已如凤毛麟角。而近犹复盛持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之说。下走以为此亦季世一种妖孽，关于世道人心靡浅也。吾国文章，实足称雄世界。日本固无文字，虽国势甚至今日，而彼中学子谈文学者，犹当事事丐于漠土。今我顾自弃国粹，而规亻放文辞最简单之东籍，单词片语，奉若《邱索》，此真可异者矣。”
戴南山之诗，余未之见。其自云好诗而不工诗，盖实事也。但彼虽不能诗，而却善说诗，与能诗无异。彼岂真不能诗耶？不苟作耳。南山之言曰：“《书》曰：诗言志。志者，诗之本也。荀子之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今之人举所谓本与情者而无之，相与为浮淫靡丽之作，而以为工。而作诗之旨，失之远矣。”又曰：“古之人虽田夫、野人、女子，皆能自言其情。情之至而诗自工。今之人以诗为取名声、争坛坫之具，自汨其情，而忘其己之诗，以务摹拟夫古人之诗，此诗之所以衰也。数千年来，诗数变，而其变愈下，彼此訾謷，互起迭扑，凌迟至于今。而世之说诗者，其术更黠，而其说更谲诈而不可穷诘。”噫！明代诗人之状态，唾骂尽矣。南山著有《齐讴集》，共一百余首，惜不得见。南山常以身在穷困，而曾无发泄愤懑之什，每自惜且恨。其胸中殆有不可明言者矣。
唐初始专七律，沈宋精巧相尚，至王岑高李，格调益高矣。及大历才子起，而词意气格更增完备，谓不逮盛唐者，此谬说也。宋明诗人，于此体佳句颇不乏，特少通体美善耳。余近得两诗，为录于此。《树颠鹊巢为顽童所毁为赋此章》：“看尔生离兼死别，一朝惨状泪应流。独遭丧乱休天怒，纵受漂摇不汝尤。只合因缘成劫数，岂关阴雨未绸缪。须知予室翘翘甚，同是清歌在漏舟。”“生憎日暮叹途穷，绕树悲鸣觅故雄。自古高明原瞷鬼，到今寥廓信多风。嗷嗷黄口嗟何及，记取舟心又苦逢。只是一场春梦了，倾巢覆卵太匆匆。”
明季金冬心先生，奇士也。其诗多独辟异境，渊渊有古心。所为七绝尤佳，录六章于此。《咏斜阳》云：“板桥瓦曲酒垆荒，一段清愁百折肠。蝶散冷香花落纷，最难留住是斜阳。”《咏雨》云：“夜雨客惟冷拨冰，骚骚屑屑复懵懵。此声如在黄茅驿，淘剩空杯听一灯。”《咏淮堤柳》云：“绿柳一株红板桥，东风用力媚春朝。可怜种向淮堤上，不是低头便折腰。”《咏秋荷》云：“氵署宫水殿客依稀，不信人间秋渐非。连日败荷伤夜雨，暗销青盖落红衣。”《旅岁》云：“暮取琴弹之，久不成曲，感赋二首云：‘轸上流尘扑又生，弹时十指少和平。枯泉僵木岩箝口，始信无声胜有声。’‘相较伶人绝路怜，不成三叹辍哀弦。刺船吾欲寻师去，且住青山一百年。’”词旨凄怨，虽千载下，如见其心事矣。仆本恨人，何堪卒读耶。
《小叙》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记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盖诗之为道，不特自矜风雅而已。然所谓发乎情者，非如昔时之个人私情而已；所谓止乎礼义者，亦指其大者、远者而言。如有人作为歌诗，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其所谓止乎礼义而未尝过也。若此者，正合温柔敦厚之旨。或曰：如子之论，叫嚣极矣，岂有合于孔圣之诗旨耶？不知《巷伯》之诗，讥刺奸佞，恶之至甚，乃欲“投畀有北”。《墙有茨》、《相鼠》诸诗，其措词亦不尚含蓄。可知孔子所以不删者，正以为有合诗教耳。夫“温柔敦厚”四字，岂可专于其词而决之乎？决之于诗人之心而已。苟其人以温柔敦厚之心出之者，词虽激，又奚伤于大雅乎！不然，无其心而专以和平柔顺之言以取悦于世，又曷贵哉！孟子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余之论诗，其亦庶乎免矣。（编者按：以上原载第六、七、八集）
●秋爽斋诗话（经生）
太白《登华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气，可通帝座。恨不携谢朓惊人句，来搔首问青天耳。”山峰高峻，所不必言，登者岂一太白哉？乃独想到呼吸通帝座，奇矣；又想到携谢朓惊人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