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改四川交子为钱引，新交子一千，当旧交子四千，交子法大坏。
金赵秉文曰：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而已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
金赵伯成曰：更造之法，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之。
按前朝行钞，皆在开国之初，而行钞无弊，尤在一朝极盛之时。元始祖明太祖皆开基之主也，宋仁宗金世宗皆一朝极盛之时也，宋孝宗亦南渡后之盛时，成祖亦当明之盛时，故钞法通行无弊。明庄烈帝当末年危殆之时，方思行钞，尚何及哉！所以虽有倪元璐之才，终于不可行也。
本朝顺治八年，行钞贯之制，是年始造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有奇。自后岁以为额，至十八年即行停止。
按前朝于铜钱之外，皆兼以钞为币，本朝始专以银为币钞，惟顺治年间曾暂行之。后以国用充余，遂行停罢。论者谓国初制钞甚少，故暂行无弊。然苟敛散有术，制度精工，虽多造常行，亦可以有利而无弊也。
○防钞之伪
宋史赵开兼宣抚处置使司，疏通钱引，民以为便。宣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张俊欲从有司议，当以死。开白浚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矣，鲸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浚称善，悉如开言。
按此亦权时善处之法，然伪引加印为真，则当时立法之疏可见矣。固不若多为印特造佳纸，尤使之难于作伪也。
宋孙甫监交子务，或以伪造多犯法，欲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铁钱可以私铸。但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
按甫之言，可谓通达国体。若因有作伪而废之，是因噎而废食也。
宋史高宗三十二年，立伪造会子法，犯人处斩，告者赏钱十串，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
宋史淳熙二年，宗正丞韩祥奏：坏楮币者，只缘变更，救楮币者，无如收减。自去年至今，楮价粗定，不至折阅者，不变更之力也。今已罢诸造纸局，及诸州科买楮皮，更多方收减，则楮价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数虽损，而伪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言之，其所入之数，宜减于所出之数。今收换之际，原额既溢，举者未已，若非伪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迨十七界之会子，印以杂用川杜之纸，至十八界，则全用杜纸矣。纸既可以自造，价且五倍于前。故昔之为伪者难，今之为伪者易，人心循利甚于畏法，况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臣愚以为抄撩之增添纸料，宽假工程，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者上也，禁捕之法，厚为之劝，厉为之防，使人不敢为伪者，次也。
按此论防伪之法，极精切。
《金史》曰：高汝励言钞法，务在必行，府州县镇各籍辨钞人给以条印，听与人辨验，随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钱即止。每朝官出使，则令体究通滞以通闻。
按欲防伪，则必为民间立辨伪之人，此法决不可废。
《元史》：林兴祖至治中知沿山州，沿山素多伪造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友文奸黠悍鸷，因伪造致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兴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张榜禁伪造者，且立赏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实斥去，又有告伪造二人并赃者，乃鞫之。款成，友文自至官，为之营救。兴祖命并执之狱，具逮捕其党，悉置之法。
按钞之利厚，民必思伪造，虽立严刑以禁之，而伪造者，犹冀其事之不败露也。若非立赏募告，则人以为首告者，损人而不利己，非素有仇怨，又谁肯为之乎？兴祖之治沿山善矣。窃以为伪造者，既重其罪，凡亲族邻里，知而不举者，皆当缘坐，而首告者，必予重赏。凡官长能发觉逮治者，必立予迁擢。如是则人皆畏法悦赏，而伪造之弊自绝矣。
○重钞之术
宋孝宗以内帑金帛易楮，藏于内库者四百万，行于民间者仅二百万，一时楮币重于黄金。龚茂良奏：闻得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一为免税，二为省脚乘，三为不复折阅。以此观之，大段流通。叶衡奏：今诸处会子甚难得，宜量行支降行使。上曰：未可，向来止缘所出数多，致有今日之弊。今须少待，徐议施行。上又曰：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按孝宗谓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是诚然矣。然亦不患其出之多，而第患其入之少。苟收敛有术，则钞亦流转于上下而无穷，奚至于多而轻哉。
《宋史》云：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方得无弊。淳熙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十一年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
金明昌三年，敕尚书省曰：民间交钞流转，当限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