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以，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尧典》，《益稷》合於《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於《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馀错乱摩灭，不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於将来。《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世。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
【春秋左氏传序一首】
※杜预臧荣绪《晋书》曰：杜预，字元凯，京兆人也。起家拜尚书郎，稍迁至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平吴，加位特进，薨。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诫，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於此，而义起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避，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汙。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於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於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