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之才，皆由驯习。自宋齐己来，东宫师傅，备员而懒惰，贵贱礼乐（一作“礼隔”），规献无由，且多以位升，罕由德进。善乎哉，贾生之言曰：“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又置三少，曰少师、少保、少傅，是与太子□者也。故以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仁孝礼义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其恶行，选天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翊卫之，使与太子居处。故太子生乃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不能无正，犹生长齐地，不能不齐言；习与不正人居，犹生长楚地，不能不楚语。秦使赵高傅胡亥，教之讼狱，所习者无非斩劓肘足，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视杀人如刈草菅，然岂胡亥之恶性哉，彼其所以导之者非其理故也。故选左右弼教之最急。此五君者，禀中庸之性（一曰“凡庸之性”），无周召之师，远益友之箴规，狎不肖之近习，以斯下质，生而楚言，覆国亡身，理数然也。”（以上《通历》六）
公子曰：“梁武帝夷凶剪暴，克成帝业，南面君临，五十馀载，荩有文武之道焉。至於留心释典，桑门比行，以万乘之君，为匹夫之善，薰莸不验（一作“薰羞不染”），危亡已及，岂其道非耶，何福谦之无效也？”先生曰：“夫释教者，荩出世之津梁，绝尘之轨躅，运於方寸之内，超於有无之表，尘累既尽，攀缘已息，然後入於解脱之门。至於凡俗之法，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惠，是为六波罗密，与夫仁、义、礼、智、信，亦何殊焉。荩以所修为因，其报为果，人修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阙焉，果亦随减。是以鬷明丑於貌而惠於心，赵壹高於才而下於位，罗裒富而无义，原宪贫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悬绝，兴丧得失，咸必由之。下士庸夫，见比于之割心，久为忠贞不可为也，闻偃王亡国，以为仁义不足法也。若然者，盗跖高枕於东陵，庄蹻悬车於西蜀，考终厥命，良足贵乎？”公子曰：“人君修道，与匹庶殊乎？”先生曰：“人君者，君尊高之地，知生杀之权，势挟风云，力摧山岳，其威德大矣，其运行远矣。夫修道法冥，以宏济为怀，仁恕为体，一物失所，若己纳之於隍，推此一心，以及万类，则得道之真也。若乃泽不被於行苇，化不沾於海外，区区一介之善，亦何取焉？”
公子曰：“梁元帝聪明才学，克平祸乱，而乃不终帝祚，卒至倾覆，何也？”先生曰：“元帝聪明技艺，才兼文武，仗顺伐逆，克殄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称者。值国难之後，伤夷未复，信强寇之甘言，袭褊心於怀楚，藩屏宗枝，自为雠敌，孤远悬僻，莫与同忧，身亡祚灭，生人涂炭，举鄢郢而弃之，良可惜也。”
公子曰：“陈高祖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已来，可方何主？”先生曰：“武帝以奇才远略，怀匡复之志，龙跃海隅，豹变岭表，埽重氛於绛阙，复帝坐於紫微，西抗周师，北夷齐寇，宏谟长算，动无遗策。荩开业之令主，拨乱之雄才，比宋祖则不及，方齐高为优矣。”
公子曰：“陈文、宣二帝，功德云何？”先生曰：“梁季版荡，江东凋残，编户齐人，百不遗一。武帝经纶草创，而享祚不永，方隅犹阻，代故未夷。文皇聪明睿知，纂承洪绪，群贤毕力，宇内克清，爵赏无偏，刑罚不滥，政事明察，莫敢隐情。国史以为承平之风，斯言得之矣。宣帝度量宏广，推心待物，可谓宽仁之主焉。”
公子曰。“长城公所以亡，既闻之矣，此则人事不足，非天道焉。”先生曰“江左之地，国小兵弱，自吴晋以来，历年数百，止以人和地险，用以自固。陈末时，隋文新有天下，励精而理，习兵讲武，常有吞并之心。校其强弱，信不侔矣。若使明主贤臣，修德抚众，加礼於邻敌，仅可保全四境。况至德之末，任用群小，军旅废绝，江淮难固，而不足守，欲求不灭，其可得乎？然亦期运使之然也。”公子曰：“何谓期运？”先生曰：“陈氏永定元年，有会稽人史溥为扬州从事。武帝受禅，溥夜宿黄门侍郎孔宗范舍，梦一人著朱衣，自天而下，手执金版，上有文字。溥往看之，其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看毕，凌空而上。既觉，为宗范说。宗范曰：‘吾年纪已多，此梦若验，其子孙之忧耳。自武帝至後主实五主，从永定之初至今贞明之末，又三十四年，谅知冥数已定，非独人事。’陈亡之岁，史溥尚存，故详录焉，以记异也。（以上《通历》七）
公子曰：“魏之道武，始立大号，观其器用，足为一时之杰乎？”先生曰：“道武经略之志，将立霸阶，而才不逮也。末年沈痼，加以精虐，不能任下，祸及方悟，不亦晚乎！”（一作“不能任命达生，而欲移崇目下”云云）
公子曰：“魏之太祖、太武，孰与为辈？”先生曰：“太祖、太武，俱有异人之姿，故能辟土擒敌，窥觎江外。然善战好杀，暴桀雄武，禀崆峒之气焉。至於安忍诛残，石季龙之俦也。”
公子曰：“魏献文禅位厥子，其义云何？”先生曰：“《易》称‘圣人之大宝曰位’，又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