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王者不殖货利，不言有无，耗羡之财不入於府库，析毫之计不行於朝廷者，虑其利穴开而罪梯构。然则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於利万人，非不好富也，富在於富天下。节欲於中，人斯利矣，省用於外，人斯富矣。故唐尧、夏、禹、汉文之代，虽薄农桑之税，除关市之征，弃山海之饶，散盐铁之利，亦国足而人富安矣。何则？欲节而用省也。秦皇、汉武、隋炀之时，虽入太半之赋，徵逆折之租，建榷酤之法，出舟车之算，亦国乏而人贫弊矣。何则？欲不节而用不省也。盖所谓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夫利散於下，则人逸而富，利壅於上，则人劳而贫。故下劳则上无以自安，人富则君孰与不足？《礼记》曰：“人以君为心，君以人为体。”《诗》曰：“恺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体劳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贫者也，臣又闻地之生财，多少有限，人之食利，众寡有常，若盈於上，则耗於下，利於彼，则害於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统，国无异政，家无异风。若夺其利则害生，害不加於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则利生，利不归於人，欲何归乎？故夺之也，如皮尽於毛下，本或不存；与之也，同囊漏於贮中，利将焉往。与夺利害，断可知焉。是以善为国者，不求非农桑之产，不重非衣食之货，不用计数之吏，不畜聚敛之臣，闻榷管之谋，则思侵削於下，见羡馀之利，则念诛求於人，然後德泽流而歌咏作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此明君立国子人者，贵本业而贱末利也。
△二十三、议盐法之弊，论盐商之幸
臣伏以国家盐之法久矣，盐之利厚矣。盖法久则弊起，弊起则法隳，利厚则奸生，奸生则利薄。臣以为隳薄之由，由乎院场太多，吏职太众故也。何者？今之主者，岁考其课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赏罚焉。院场既多，则各虑其商旅之不来也，故羡其盐而多与焉；吏职既众，则各惧其课利之不优也，故慢其货而苟得焉。盐羡则幸生，而无厌之商趋矣；货慢则滥作，而无用之物入矣。所以盐愈费而官愈耗，货愈虚而商愈饶，法虽行而奸缘，课虽存而利失。今若减其吏职，省其院场，审货帛之精粗，谨盐量之出入，使月有常利，岁有常程，自然盐不诱商，则出无羡盐矣，吏不争课，则入无滥货矣，盐不滥出，货不滥入，则法自张而利复兴矣。利害之效，岂不然乎？臣又见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率皆多藏私财，别营裨贩，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於盐籍，利尽入於私室。此乃下有耗於商农，上无益於管榷明矣。出山海之饶，盐铁之利，利归於人，政之上也，利归於国，政之次也。若上不归於人，次又不归於国，使幸人奸党，得以自资，此乃政之疵，国之蠹也。今若划革弊法，沙汰奸商，使下无侥幸之人，上得析毫之计，斯又去弊兴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详之。
△二十四、议罢漕运可否
问：秦居上腴，利号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赋不充，故岁漕山东谷四百万斛，用给京师，其间水旱不时，赈贷贫乏。今议者罢运谷而收脚价，籴户粟而折税钱，但未知利於彼乎？而害於此乎？
臣闻议者将欲罢漕运於江淮，请和籴於关辅，以省其费，以便於人。臣愚以为救一时之弊则可也，若以为长久之法，则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自洛而西，仍岁丰稔。彼人困於艰食，此谷贱於伤农，困则难於发租，贱则易於乞籴，斯则不便於彼，而无害於此矣。此臣所谓救一时之弊则可也。若举而为法，徇以为常，臣虽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所凑也，万人所会也，六军所聚也，虽利称近蜀之饶，犹未能足其用，虽田有上腴之利，犹不得充其费，况可日削其谷，月其食乎？故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廪以赈焉，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则用舍利害，可明徵矣。夫赍敛籴之资，省漕运之费，非无利也，盖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胜其害。挽江淮之租，赡关辅之食，非无害也，盖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胜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无小利也，事之大利者，不能无小害也。盖┰小害则大害不去，爱小利则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兴利除害者，非他，盖弃小而润耳。今若┰泛舟之役，忘移谷之用，是知小计而不知大会矣。此臣所谓若以为长久之法，则不知其可也。
△二十五、立制度，节财用均贫富禁兼并止盗贼起廉让
问：天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无穷也，以有限奉无穷，则必地财耗於僭奢，人力屈於嗜欲。故不足者为奸为盗，有馀者为骄为滥。今欲食力相充，财欲相称，贵贱别而礼让作，贫富均而廉耻行。作为何方，可至於此？
臣闻天有时，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与天下共者，仁也圣也。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所以下均地财，中立人极，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万物也，长之以风雨，成之以寒燠；圣人之牧万人也，活之以衣食，济之以器用。若风雨淫，寒燠甚，则反伤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费，则反伤乎人之生焉。故作四时八节，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