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过之地。夫如是，岂非真有为者乎？故臣以为无为者，非无所为也，必先有为而後至於无为也。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盖是谓矣。夫委下而用私，专上而无效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专而专之也。臣请以君臣之道明之。臣闻上下异位，君臣殊道，盖大者简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职小而众，万事细而繁，诚非人君一聪所能遍察，一明所能周览也。故人君之道，但择其人而任之，举其要而执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尧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乱各效其能，而周武总其理以王天下；三杰各宣其力，而汉兼其用以取天下。此三君者，不能为一焉，但执要任人而已，亦犹心之於四肢、九窍、百骸也，不能为一焉，然而寝食起居，言语视听，皆以心为主也。故臣以为君得君之道，虽专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矣；臣得臣之道，虽委之於下，而人亦无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责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畜繁简之际也；汉元优游而业以浸衰者，非他，昧无为之道於始终劳逸之间也。二途得失，较然可知，陛下但举中而行之，则无所惑矣。
臣伏以圣策首言曰：“思贤能以济其理，求谠直以闻其过。”又曰：“上获其益，下输其情。”其末章则又曰：“兴自朕躬，无悼後害。”此诚陛下思酌下言，欲闻上失，勤勤恳恳，虑臣辈有所隐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万一焉。臣闻古先圣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静无败事，动有成功。自非圣王，则异於是，莫不欲逞於始，悔追於终，政失於前，功补於後。利害之效，可略而言。且如军暴而後戢之，兵乱而後遏之，善则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渐，使不至於暴乱也；官邪而後责之，吏奸而後诛之，惩则惩矣，不若审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奸邪也；人馁而後食之，人冻而後衣之，惠则惠矣，不若轻其徭，薄其税，使不至於冻馁也。举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临蒸庶，承多虞之运，当鼎盛之年，此诚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时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时，重慎其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将来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则保邦恒在於未危，恭已常居於无过，三五之道，夫岂远哉。
臣生也得为唐人，当陛下临御之时，观陛下升平之始，斯则臣朝闻而夕死足矣，而况充才识之贡，承体用之问者乎？今所以极千虑，昧万死，当盛时，献过言者，此诚微臣喜朝闻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轻肆狂瞽，不避斧，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览之，则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谨对。
○礼部试策五道
△第一道
问：《周礼》“庶人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皆所以耻不勉，抑游惰，欲人务衣食之源也。然为政之道，当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由是农商工贾，咸遂生业。若驱彼齐人，强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己出，无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匮神废礼，谁曰非阙？且使中为市，贸迁有无者，更何事焉？
对：利用厚生，教之本也；从宜随俗，政之要也。《周礼》云：“不畜无牲，不田无盛，不蚕不帛，不绩不。”盖劝厚生之道也。《论语》云：“因人所利而利之。”盖明从宜之义也。夫田畜蚕绩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务者众，故《周礼》举而为条目，且使居之者无游惰无堕业焉。其馀非四者，虽不具举，则随土物生业而劝导之可知矣，非谓使物易业、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简能易从，然後立为大中，垂之不朽也。若谓其驱天下之人，责其所无，强其所不能，则何异夫求萍於中逵，植橘於江北？反地利，违物性，孰甚焉？岂直易俗失宜，匮神废礼而已。且圣人辨九土之宜，别四人之业，使各利其利焉，各适其适焉，犹惧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货食，迁有无，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则《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劝人之典，《论语》利人之利，三科具举，有条而不紊矣。谨对。
△第二道
问：《书》曰：“眚灾肆赦。”又曰：“宥过无大。”而《礼》云：“执禁以齐众，不赦过。”若然，岂为政以德，不足耻格，峻文必罚，斯为礼乎？《诗》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语》云“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若然，则明哲者不成仁欤，杀身者非崇德欤？
对：圣王以刑礼为大忧，理乱系焉；君子以仁德为大宝，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礼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远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归之义，可得而知焉，在乎圣王乘时，君子行道也。何者？当其王道融，人心质，善者众而不善者鲜，一人不善，众人恶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恶杀，且臻乎仁寿之域矣。而肆赦宥过之典，由兹作焉。及夫大道隐，至德衰，善者鲜而不善者众，一人不善，众人效之，故赦之不可也。所以明惩恶劝善，且革浇漓之俗矣。而执禁不赦之文，由兹兴焉。此圣王所以随时以立制，顺变而致理，非谓德政之不若刑罚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