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财国家之货财也，不足则取之，有馀则舍之，在我而已；又何必授之重柄，假之利权，徇彼之徼恩，成我之怨府哉？今陛下初临亿兆，首问群寮。诚能禁藩镇大臣不时之献，罢度支、转运别进之名，绝赂遗之私，节侈靡之俗，峻风宪之举，深赃罪之刑，精核考课之条，慎选字人之长，若此则不减税而人安，不改法而人理矣。
至於古今言钱币之轻重者熟矣，或更大钱，或放私铸，或龟或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销毁，或禁器用，或禁滞积，皆可以救一时之弊也，然而或损或益者，荩法有行不行之谓也。臣不敢远徵古证，窃见元和以来，初有公私器用禁铜之令，次有交易钱帛兼行之法，近有积钱不得过数之限，每更守尹，则必有用钱不得加除之榜，然而铜器备列於公私，钱帛不兼於卖鬻，积钱不出於墙垣，欺滥遍行於市井，亦未闻鞭一夫，黜一吏，赏一告讦，坏一蓄藏。岂法不便於时耶？荩行之不至也。陛下诚能采古今救弊之方，施赏罚必行之令，则圣祖仁宗之法制何限，前贤後智之议论何穷，岂待愚臣盗窃古人之见，自称革弊之术哉。谨录奏闻，伏听敕旨。
●卷六百五十二
☆元稹（六）
○钱重物轻议
右，臣伏见中书门下牒，奉进止，“以钱重物轻，为病颇甚，宜令百寮各随所见，作利害状类会奏闻”者。臣备位有司，谬总邦计，权物变弊，职分所当，固合经心，自思上达，岂宜待问，方始启谋。臣伏以作法於人，必求适中，苟非济众，是作不臧。所以夙夜怀，重难其术。伏奉制旨，旁采庶寮，臣实有司，敢不知愧？既不早思所见，上沃圣聪，今乃备数庶官，肩随奏议，无乃失有司奉职之体，负尸位素餐之责。况道谋孔多，是用不集，盈庭之言，自古所知。至於业广即山税徵谷帛，发公府之朽贯，禁私室之滞藏，使泉流必通，物定恒价，群议所共，指事皆然。但在陛下行之，有司遵守利害之说，自足可徵。若使将广引古今，诞饰词辩，有齐画饼，无益国经，恐重空文，不敢轻议。谨议。
○迁庙议
谨按，礼官以顺宗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神主升，则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神主为代数当迁之庙。议者云：“中宗复辟中兴，当为百代不迁之庙。”台、省官等又议云：“则天为居摄，则中宗非中兴之主，不得为不迁之庙。”以愚所裁，皆非得礼之中也。
案礼官与台省官等议，但以为中宗非中兴，故不得为不迁之宗。曾不知虽实为中兴，亦不得为不迁之庙。何则？祖有功而宗有德，荩谓始有功者为祖，始有德者为宗，非谓後代有功有德者尽为祖宗也。《礼纬》云，唐、虞立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为五。夏不立太祖之庙，四庙而已，至後代以禹为宗，亦立五庙。其馀仲康复厥位，少康代寒浞，岂非嗣夏中兴哉，并无祖宗之号。至殷以契为始祖，初立五庙，後代以汤为宗，遂立六庙。太戊、武丁之徒，虽有中宗、高宗之名，荩子孙加之懿号而已，亦无不祧之说。周人以後稷为始祖，後代又祖文王而宗武王，遂立七庙。唐、虞、夏、殷、周，虽立庙之数不同，其实亲亲之庙，皆以四为准。《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七。”荩後稷、文、武三庙为不迁，其馀成、康已降，尽为祧庙。故《周礼》“守祧”注云：“先公之祧，於後稷之庙；先王之祧，於文、武之庙。”若以为後代有功、有德者尽为不迁之庙，则成、康刑措，宣王中兴，平王东周之始王，并无不祧之说，岂非有功有德哉？荩以为七庙之数既定，若亲尽之庙不毁，则亲亲之昭穆无所设矣，故不得不祧耳。至汉承秦灭学之後，诸儒不通大义，匡衡、贡禹之徒遂建议云：“高帝为太祖，孝文为太宗，孝武为世宗，孝宣为中宗，惠、景已下为迁庙。”适值汉祚不永，昭、成已降，德不逮於四君，向若汉有八百之祚，继德之君有若孝文、孝武者七人，尽为不迁之庙，岂可後代遂不祀其祖祢哉？不经之言，孰甚於此。又有以七庙之外，别立祖宗之庙为说者，以理推之，尤为不可。假如圣朝以景皇帝为太祖，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为高祖，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为太宗，别列昭穆之庙六，合不迁之庙为九，荩以为积厚者流泽广，故以增亲亲之庙六矣。夫传无穷者，为万代计，国家以圣生圣，以明继明，无非有德之宗，尽为有功之祖，则百祖千宗，尽居别庙，於礼又可乎？必若俟其褒贬，然後定祧迁，则是臣子有轻议之非，万代无可传之法，考殷、周则无据，言情理则两乖，考古宜今，孰云可者？曷若削汉朝不经之说，徵殷、周可久之文，从亲尽则迁之常规，为万代不朽之定制，不易亲亲之祀，终无惑惑之疑，诚一王之盛典也。谨议。
○对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策
问曰：朕观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业业，承天顺地，靡不思贤能以济其理，求谠直以闻其过。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汉徵“极谏”而文学稍进，匡时济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无实，而又设以科条，增求茂异，舍斥己之至论，进无用之虚文，指切著明，罕称於代。兹朕所以叹息郁悼，思索其真，是用发恳恻之诚，咨体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