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画，而与余弹棋，余幸胜而获焉。意甚惜之，以为非一工人之所能运思，盖集众工人之所长耳，虽百金不愿易也。明年出京师，至河阳，与二三客论画品格，因出而观之。座有赵侍御者，君子人也，见之威然，若有感然。少而进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时，常有志乎兹事，得国本，绝人事而摸得之，游闽中而丧焉。居闲处独，时往来余怀也，以其始为之劳而夙好之笃也。今虽遇之，力不能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爱之，又感赵君之事，因以赠之，而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而时观之，以自释焉。
○科斗书后记
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天下之欲铭述其先人功行取信来世者，咸归韩氏。于时李监阳冰独能篆书，而同姓叔父择木善八分，不问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称三服，故三家传子弟往来。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者，阳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余宝蓄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士，识归公。归公好古书，能通之，愈曰：“古书得其据依，盖可讲。”因进其所有书属归氏。元和来，愈亟不获让，嗣为铭文，荐道功德。思凡为文辞，宜略识字，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得之，留月余。张籍令进士贺拔恕写以留愈，盖得其十四五，而归其书归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韩愈记。
○河南府同官记
永贞元年，愈自阳山移江陵法曹参军，获事河东公。公尝与其从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纪年更元，命官司举贞观、开元之烈，群臣惕忄栗奉职，命材登良，不敢私违。当时自齿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执事，官阙一人，将补，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时于天下称多，独得将相五人。故于府之参军，则得我公，于河南主簿，则得故相国范阳卢公，于汜水主簿，则得故相国今太子宾客荥阳郑公，于陆浑主簿，则得相国今吏部侍郎天水赵公，于登封主簿，则得故吏部尚书东都留守吴郡顾公。卢公去河南，为右补阙，其后由尚书左丞至宰相。郑公去汜水，为监察御史，佐山南军，其后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罢而又为。赵公去陆浑，为右拾遗，其后由给事中为宰相。顾公去登封，为监察御史，其后由京兆尹至吏部尚书东都留守。我公去府为长水尉，其后由膳部郎中为荆南节度行军司马，遂为节度使，自工部尚书至吏部尚书。三相国之劳在史册。顾吏部慎职小心，于时有声。我公愿洁而沈密，开亮而卓伟，行茂于宗，事修于官，嗣绍家烈，不违其先。作帅南荆，厥闻作显，武志既扬，文教亦熙，登槐赞元，其庆且至。故好语故事者，以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后进而偕大也亦同。其称名臣也又同，官职虽分，而功德有巨细，其有忠劳于国家也同，有若将同其后，而先同其初也。有闻而问者，于是焉书。
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语河南府参军舍庭中。于时河东公为左仆射宰相，出藩大邦，开府汉南。郑公以工部尚书留守东都。赵公以吏部尚书镇江陵。汉南地连七州，戎士十万，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岁时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于宫城门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万。三公同时，千里相望。可谓盛矣。河东公名均，姓裴氏。
○省试颜子不贰过论
论曰：登孔氏之门者众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圣人之道，为君子之儒者乎？其于过行过言，亦云鲜矣。而夫子举不贰过，惟颜氏之子，其何故哉？请试论之：
夫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发诸中形诸外者，不由思虑，莫匪规矩。不善之心，无自入焉；可择之行，无自加焉。故惟圣人无过，所谓过者，非谓发于行、彰于言，人皆谓之过而后为过也，生于其心则为过矣。故颜子之过此类也。不贰者，盖能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形，不贰之于言行也。《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无过者也；自明诚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不勉则不中，不思则不得，不贰过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言犹未至也。而孟子亦曰：“颜子具圣人之体而微者。”皆谓不能无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于外。考之于圣人之道，差为过耳。
颜子自惟其若是也，于是居陋巷以致其诚，饮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贵妨其道，不以隐约易其心，确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坚之可尚，忘钻仰之为劳，任重道远，竟莫之致。是以夫子叹其“不幸短命”，“今也则亡”，谓其不能与己并立于至圣之域，观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发于身、加于人，言发乎迩、见乎远，苟不慎也，败辱随之，而后思欲不贰过，其于圣人之道，不亦远乎？而夫子尚肯谓之“其殆庶几”，孟子尚复谓之“具体而微”者哉？则颜子之不贰过，尽在是矣。谨论。
○争臣论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土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