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冕白：昔仲弓问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举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贤；西汉尚儒，明其理乱，故其人智；後汉尚章句，师其传习，故其人守名节：魏晋尚姓，美其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贵其官位，故其人寡廉耻；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圣主正之。何者？进士以诗赋取人，不先理道；明经以墨义考试，不本儒意；选人以书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竞而无廉耻者，以教之者末也。阁下岂不谓然乎？
自顷有司试明经，奏请每经问义十道，五道全写疏，五道全写注。其有明圣人之道，尽六经之义，而不能诵疏与注，一切弃之。恐清识之士，无由而进；腐儒之生，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阁下因从容启明主，稍革其弊，奏为二等：其有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者，以为第一等；其有精於诵注者，与精於诵疏者，以为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为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经之注，与六经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儒，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识之士，不亦难乎？是以天下至大，任人之众，而人物殄瘁，廉耻不兴者，亦在取士之道，未尽其术也。诚能革其弊，尊其本，举君子之儒先於理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识君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内人物，不以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兴也，十乱而已；汉之王也，三杰而已；太宗之圣也，十八学士而已，岂多乎哉？
今海内人物，喁然思理。推而广之，以风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则由於有司以化天下，天下之士，得无廉耻乎？冕顿首。
○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
冕再拜上书相公阁下：昨得蒋起居书，伏承相公以冕《论房杜二相书》并《答江西刑政论》共四本，以付史馆。冕惕然自失，惧辱相公之厚意，遂取旧本，删改数处，愧无运斤之妙，徒有伤手之责，谨随状献上，退而自惭。去年又续奉相公手疏，以国家承文弊之後，房杜为相，不能反之於质，诚如高论。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为不然。故追而论之，以献左右。
且今之文章，与古之文章，立意异矣。何则？古之作者，因治乱而感哀乐，因哀乐而为咏歌，因咏歌而成比兴。故《大雅》作，则王道盛矣；《小雅》作，则王道缺矣；《雅》变《风》，则王道衰矣；诗不作，则王泽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国之音也。至於西汉，扬、马以降，置其盛明之代，而习亡国之音，所失岂不大哉？然而武帝闻《子虚》之赋，叹曰：“嗟乎！朕不得与此人同时。”故武帝好神仙，相如为《大人赋》以讽之，读之飘飘然，反有凌□之志。子云非之曰：“讽则讽矣，吾恐不免於劝也。”子云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风雅之文，变为形似；比兴之体，变为飞动；礼义之情，变为物色，诗之六义尽矣。何则？屈宋唱之，两汉扇之，魏晋江左，随波而不反矣。故萧曹虽贤，不能变淫丽之体；二荀虽盛，不能变声色之词；房杜虽明，不能变齐梁之弊。是则风俗好尚，系在时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别是一枝耳。当时君子，耻为文人。《语》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文章技艺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杨荀陈，以德行经术，名震海内，门生受业，皆一时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修之礼。非夫两汉近古，由有三代之风乎？惜乎系王风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孟贾生，明先王之道，尽天人之际，意不在文，而文自随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学，困於儒墨；贾生之才，废於绛灌。道可以济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变风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风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萧曹辈皆罪人也，岂独房杜乎？
相公如变其文，即先变其俗，文章风俗，其弊一也。变之之术，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维尊经术，卑文士，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此二者，在圣君行之而已。冕再拜。
○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
昨暮辱问，兼示所寄宇文生书，忧深思远，推仲尼之道，见天地之心，甚善。来书之意，远者大者，斯尽善矣。其愚之所谕者，辄备闻见，以献左右。
宇文生云：“仲尼因旧史修《春秋》，所记不过二百四十二年。今子长乃轶孔氏而修数千年荒绝之书，助以黄老寓托之说。仲尼之所二，子长之所一；仲尼之所难，子长之所易。”美则美矣，愚以为未尽。昔大雅丧然後颂声寝，王泽竭然後诗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孔子惧，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记言事以为贬，尽闻见以为实辞。举凡例以为异同，此夫子之所见也，故书之；所闻异同，此夫子之所闻也，故书之；所传闻异同，此夫子之所传闻也，故书之。非此三者，夫子不书，此圣人之志也。非当十二公之事，圣人以为易；过十二公之事，圣人以为难明矣。六经之作，圣人所以明天道，正人伦，助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