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书》、《毛诗》、《论语》；为袁谭所逼，来至元城，注《周易》。”都无注《孝经》之文，其验一也。郑君卒後，其弟子追论师注所述，及应对时人，谓之《郑志》，其言郑所注者，唯有《毛诗》、《三礼》、《尚书》、《周易》，都不言《孝经》，其验二也。又《郑志》目录记郑之所注，五经之外，有《中候书传》、《七政论》、《乾象历》、《六艺论》、《毛诗谱》、《答临硕难礼》、《许慎异义》、《发墨守》、《针膏肓》及《答甄子然》等书，寸纸片言，莫不悉载，若《孝经》之注，无容匿而不言，其验三也。郑之弟子，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相问答，编录其语，谓之《郑记》，唯载《诗》、《书》、《礼》、《易》、《论语》，其言不及《孝经》，其验四也。赵商作《郑先生碑铭》，具称诸所注笺论，亦不言注《孝经》。《晋中经簿》、《周易》、《尚书》、《尚书中候》、《尚书大传》、《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凡九书，皆云郑氏注名元，至於《孝经》则称郑氏解，无名元二字，其验五也。《春秋纬演孔图》云：康成注《三礼》、《诗》、《易》、《尚书》、《论语》，其《春秋》、《孝经》则有评论。”宋均《诗纬序》云：“我先师北海郑司农”，则均是元之传业弟子也，师所注述，无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经》唯有评论，非元之所注，於此特明，其验六也。又宋均《孝经纬》注，引郑《六艺论》叙《孝经》云：“元又为之注。”“司农论如是，而均无闻焉。有义无辞，令予昏惑。”举郑之语，而云无闻，其验七也。宋均《春秋纬》注云：“元为《春秋》、《孝经》略说，则非注之谓。所言‘元又为之注’者，辞耳，非事实。”其序《春秋》亦云：“元又为之注也，宁可复责以实注《春秋》乎？”其验八也。後汉史书存於代者，有谢承、薛莹、司马彪、袁山松等，其为郑元传者，载其所注，皆无《孝经》，其验九也。王肃《孝经传》首有司马宣王之奏云：“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以肃说为长。”若先有郑注，亦应言及，而都不言郑，其验十也。王肃著书，发扬郑短，凡有小失，皆在圣证。若《孝经》此注亦出郑氏，被肃攻击，最应烦多。而肃无言，其验十一也。魏晋朝贤，论辨时事，郑氏诸注，无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经》之注，其验十二也。
凡此证验，易为讨核，而代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彼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於代。观夫言语鄙陋，义理乖疏，固不可以示彼後来，传诸不朽。至《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其详正，无俟商扌，而旷代亡逸，不复流行。至隋开皇十四年，校书学士王孝逸於京市陈人处买得一本，送与著作郎王邵，邵以示河刘炫。仍令校定，而此书更无兼本，难可凭依。炫取以所见，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经稽疑》一篇，邵以为此书经文尽正，传义甚美，而历代未尝置於学官，良可惜也。然则孔、郑二家，云泥致隔，今纶旨发问，校其短长，愚谓行孔废郑，於义为允。
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汉文帝时人，结草庵於河曲，仍以为号。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不经之鄙言，流俗之虚语。按《汉书艺文志》，注《老子》者有三家，河上所释无闻焉尔，岂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说耶？其言鄙陋，其理乖讹，虽使才别朱紫，粗分菽麦，亦皆嗤其过谬，而况有识者乎？岂如王弼英才隽识，探赜索隐，考其所注，义旨为优。必黜河上公，王辅嗣，在於学者，实得其宜。
又按《汉书艺文志》，《易》有十二家，而无子夏作传者，至梁阮氏《七录》，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然据《汉书艺文志》，韩《易》有十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会，则事殊隳刺者矣。夫以东鲁伏膺，文学与子游齐列；西河告老，名行将夫子连踪。而岁越千龄，时经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岂非後来，假凭先哲？亦犹石崇谬称阮籍，郑璞滥名周宝。必欲行用，深以为疑。臣窃以郑氏《孝经》、河上公《老子》二书，舛讹不足流行；孔、王两家，实堪师授。每怀此意，其愿莫从，伏见前敕令所司详定四书得失，具状闻奏，臣寻草议，请行王、孔二书，牒礼部讫。如将为允，请即颁行。谨议。
○重论孝经老子注议
臣才虽下劣，而学实优长，窃自不逊，以为近古已来，未之有也。当以郑氏《孝经》、河上公《老子》二书，讹舛不足流行，孔、王两家，实堪师授。每怀此意，其愿莫从，伏见去月十日敕，令所司详定四书得失，具状闻奏，臣草议请行孔、王二书，牒礼部讫。但今育襄浅识，闻见不周，可与共成，难与虑始。荩孔父有言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此则今古循环，愚智往复，岂前者必是，而後者独非乎？是以《老》篇、《庄子》，兴於晋代；《公羊》、《梁》，寝於魏日；《春秋左氏》，因元凯而方著；《尚书孔传》，至光伯而始行；斯皆尚好不同，晚觉悟，承习既久，近辄弛张。伏惟开元皇帝陛下，尝以九重馀隙，穷览文艺，百氏详观，游心经典，爰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