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令百僚议，限五日内闻奏者。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博士臣韩愈谨献议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肃敬祀事。（宗下方有庙字。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于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当时体式，直述事意，乃易晓而通行。非如诗篇，等于戏剧铭记，期于久远，可以时出奇怪，而无所拘也。故韩公之文，虽曰高古，然于此等处，亦未尝敢故为新巧，以失庄敬平易之体。但其间反覆曲折，说尽事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方本非是，后皆仿此。）凡在拟议，不敢自专，（在或作有，拟或作疑。）聿求厥中，延访群下。然而礼文繁漫，所执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岁，屡经，未合适从。臣生遭圣明，涵泳恩泽，虽贱不及议，而志切效忠。（切或作在。今按：官不及议而自言，则作切为是。）今辄先举众议之非，然后申明其说。
一曰“献懿庙主，（庙或作之。）宜永藏之夹室”。（见贞元七年八年裴郁、李嵘等议。）臣以为不可。夫者，合也。毁庙之主，皆当合食于太祖、献、懿二祖，即毁庙主也。今虽藏于夹室，至之时，岂得不食于太庙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祭焉或作登焉，详上下文，作登非是。）不可谓之合矣。
二曰“献、懿庙主，宜毁之瘗之”。（见李嵘等议。诸本毁下或无之字，或毁之下再有宜字。今按：上之字疑当作而。）臣又以为不可。谨按《礼记》，天子立七庙，一坛，一单。（《礼记》注：“土封为坛，除地为单。”单，时战切。）其毁庙之主，皆藏于祧庙。（《礼记》：“远庙为祧”。注云：“迁庙之主，皆以昭穆合藏于祧庙之中。”）虽百代不毁，则陈于太庙而飨焉。自魏晋已降，始有毁瘗之议，事非经据，竟不可施行。今国家德厚流光，创立九庙。（开元十年六月，增太庙为九室。）以周制推之，献、懿二祖，犹在坛单之位，况于毁瘗而不乎？
三曰“献、懿庙主，宜各迁于其陵所”。（员外郎裴枢曰：“建石室于寝园，以藏神主，至之世则祭之。”）臣又以为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师，列于太庙也，二百年矣。今一朝迁之，岂惟人听疑惑，抑恐二祖之灵，眷顾依迟，不即飨于下国也。（迟，诸本作违。今从阁、杭、蜀、《苑》云。《新史》与《文粹》作依违，以意改也。《甘泉赋》：“徕祗郊，神所依兮。徘徊招摇，灵<尸辛>兮。”<尸辛>音栖，与迟同，皆徐行也。颜曰：“言神久留安处，不即去也。”
四曰“献、懿庙主，宜附于兴圣庙而不。”（考功员外郎陈京、同官县尉仲子陵，皆曰：“迁神主于德明兴圣庙。”）臣又以为不可。《传》曰“祭如在”。景皇帝虽太祖，其于属，乃献、懿之子孙也。（虽下或有为字，其于或作于其，之下一无子字。）今欲正其子东向之位，废其父之大祭，固不可为典矣。（父之或作父子。父下或有并有子之字，皆非是。）
五曰“献、懿二祖，宜别立庙于京师。”（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献、懿二祖，犹周先公也，请筑别庙以居之。”）臣又以为不可。夫礼有所降，情有所杀。是故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单，去单为鬼，渐而之远，其祭益稀。（方本无“去坛去单”四字。之远作远之。今详四字，《祭法》本文：之，犹适也，言渐而适远也。方本皆误。）昔者鲁立炀宫，《春秋》非之，（《春秋公羊传》：“定公九年九月立炀宫，非礼也。”）以为不当取已毁之庙，既藏之主，而复筑宫以祭。今之所议，与此正同。又虽违礼立庙，至于也，合食则无其所，废祭则于义不通。
此五说者，皆所不可。（其所，方作所主。义或作经，或作礼。今按：此若言作别庙，则不当于太庙，又不当于别庙，故云无其所。若以无可之所，而遂直废其祭，则于义又有不可通者，故其说如此。方本误也。）故臣博采前闻，求其折中。以为殷祖玄王，（玄王，Ι也。《诗·长发》“玄王桓拨”是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为帝；又其代数已远，不复祭之，故太祖得正东向之位，子孙从昭穆之列。《礼》所称者，盖以纪一时之宜，非传于后代之法也。（盖以或作盖曰，或无于字。）《传》曰：“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春秋》文公二年《左氏》语。）盖言子为父屈也。景皇帝虽太祖也，其于献、懿，则子孙也。当之时，献祖宜居东向之位，景皇帝宜从昭穆之列，祖以孙尊，孙以祖屈，求之神道，岂远人情？（之神，或作神之，非是。）又常祭甚众，（众，或作频，《新书·陈京传》亦作众。）合祭甚寡，则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于伸孙之尊，废祖之祭，不亦顺乎？（今按：韩公本意，献祖为始祖，其主当居初室，百世不迁。懿祖之主，则当迁于太庙之西夹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于诸室。四时之享，则唯懿祖不与，而献祖、太祖以下，各祭于其室。室自为尊，不相降厌。所谓“所伸之祭常多”者也。则唯献祖居东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于前，所谓“祖以孙尊，孙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韩公礼学精深，盖诸儒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