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书尧典曰：『辑五瑞』，注：『公侯伯子男所执以为信瑞也』。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注：长尺有二寸），公执桓圭（注：长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注：皆长七寸），子执榖璧，男执蒲璧（注：皆径五寸）。又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是古者朝观、祭祀，厥用维玉。至周犹然。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有二代，瘗玉告功。至汉犹然。然则中国之用玉也久矣，而为用亦宏。是故军旅之器（玉斧、玉钺之类）、丧葬之器（含玉、瑁玉之类）、观察之器（璇玑、玉衡之类）、符玺之器（琬琰、苕莘之类）、饮宴之器（玉斝、玉杯之类）、服饰之器（环玦之类），靡不用玉，贵为国宝。至今犹然。故欲研究中国太古文明，当就玉器而考之。盖自东迁之际，已非石器之人。而中国之有石器，必为三苗、淮夷、莱夷之遗，而不可以例华族。
○支那考一
甲午以后，日本人之称中国，辄言「支那」。华人闻者以为轻蔑。顾「支那」二字出于佛典，或作「支那」，或作「指难」，皆梵语也，音有缓急。华严翻为「汉地」，而婆沙论中译有二义：一者「指那」，此言文物国；一者「指难」，此言边鄙。大唐西域记译「摩诃支那」为「大汉国」，则以中西交通始于汉时，犹汉书之称「罗马」为「大秦」也。「支那」二字又作「震旦」。唐书西域传：贞观十五年，太宗降玺书慰问天竺国王尸罗逸多。王问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使人至我国乎？皆曰：未有。乃膜拜而受诏书。「震旦」或作「真丹」，或作「旃丹」。「摩诃」梵语，译言「大」。或曰「震旦」为日出之义，以中国在其东方。「摩诃震旦」犹言「大东」也。
○支那考二
吾前撰佛教东来考，以为中、印交通远在西周以前，盖当释尊之时。华严经中已有「真旦」之名，「真旦」即「震旦」，或作「支那」，此言文物之邦。是「真旦」之名久传天竺，非由「秦」字而转音也。
苏曼殊，奇僧也，湛深国学，曾居印度习梵文。其答玛德利马溯处士书云（见南社丛选卷三）：尝闻天竺遗老之言曰：粤昔民间耕种，惟恃血指。后见中夏人将来犁耝之属，民咸骇叹，始知效法。从此命中夏人曰「支那」，华言巧黠也。是名亦见摩诃婆罗多族大战经。按摩诃婆罗多族大战经为长篇叙事诗，作于震旦商时，此土向无译本，唯华严经偶述其名。是在商时，天竺已言「支那」，且见其人而用其器。则吾谓中、印交通远在西周以前，当非凿空。因举曼殊之言以实吾说。
○佛教东来考
台湾佛教，传自中国，而中国始于汉明之世。史称明帝曾感金人入梦，以问群臣，通人傅毅奏曰：『臣闻西方有圣人，其名为佛』。乃遣中郎将蔡愔、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如西域求佛教。至月支国，遇迦叶摩腾、竺法兰二师，得佛像梵经，载以白马，永平十年至洛阳。帝大喜，建白马寺居之。是为汉地佛寺之始。腾、兰奉敕共译四十二章经，是为汉地佛经之始。
夫佛教东来，非始汉明，诸书所载，约有数说，第一，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赍佛经来化，帝以其异俗，囚之，夜有金人破户而出（朱士行经录）。第二汉元狩中，霍去病伐匈奴，过焉支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归，帝置之甘泉宫（汉武故事）。第三，武帝穿昆明池，见有灰，问东方朔。朔曰：『请询之胡僧』。对曰：『劫灰』（拾遗记）。第四，刘向校书天禄阁，往往见有佛经。又考自古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中七十四人已见佛经（刘向列仙传序）。第五，汉哀帝之寿元年，博士景宪等使月支国，口受浮屠经（魏略西戎传）。此外尚有可征。是佛教东来已在东汉之前。唯明帝建寺、译经，又绘佛像于西阳城及显节陵上，以示百姓，故以为始尔。
余阅日人著书，谓日本祀药师如来，系由徐福传入。此书偶忘其名，而为近时杂志所引。夫徐福为秦时博士，始皇命之求仙，因至日本。是秦时已有药师如来，则佛教东来，当在春秋之季。故或以列子「西方化人」一语为指释迦牟尼。
考释迦降诞之说，传述不一。摩腾对汉明帝，谓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卒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周书异记，亦谓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有光来照殿前，王问太史苏由。对曰：『西方当有大圣人生，后一千年，教流此土』。然昭王在位十九年，无甲寅。或以为桓王乙丑（什法师年纪），或以为庄王甲午（开皇三宝录）。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唐贞观三年，敕刑部尚书刘德威等与沙门法琳详核年代，乃定为昭王丙寅出世，穆王壬申示寂。然则摩腾所谓二十四年甲寅者，当为十四年丙寅，而传写之讹尔。列子为鲁穆公时人（柳宗元集辨列子），距佛成道约四百年。于时健驮罗国王迦腻色迦深信佛法，专崇弘布，或于其时佛教已入震旦，而列子曾闻之欤？列子之学，虽绍老子，而虚无之论，每同佛经。且其书好言西方，如黄帝之梦华胥，穆王之游昆仑，实有其事，非寓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