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数百岁也。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疑焉而不知其故也。盖常以为周公之治天下，务为文章繁缛之礼，以和柔驯扰天下刚强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亲亲，贵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爱而兄弟相悦，以无犯上难制之气，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刚毅勇果之政，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诸侯内侵，京师不振，卒于废为至弱之国。何者？优柔和易之道，可以为久，而不可以为强也。若夫商人之所以为天下者，不可复见矣。窃常求之于《诗》《书》之间，见夫《诗》之宽缓而和柔，《书》之委曲而繁重者，举皆周也。而商人之诗，骏发而严厉，其书简洁而明肃，以为商人之风俗，盖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刚强不屈之俗也，故其后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于其败也，一散而不可复止。故夫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于不胜；强者易以折，而其未也，乃可以有所立。且此非圣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长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长伏而短见。夫圣人惟能就其所长而用之也。是故当其盛时，天下惟其长之知，而不知其短之所在。及其后世用之不当，其长日已消亡，而短日出。故夫能久者，常不能强，能以自奋者，常不能久。此商人之所以不长，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呜呼！圣人之虑天下亦有所就而已，盖不能使之无敝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强，能以自奋而不能以及远，此二者存乎其后世之贤与不贤也。故太公封于齐，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夺之臣。”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太公曰：“后世浸衰矣。”夫尊贤尚功，则近于强；亲亲尊尊，则近于弱，终于齐有田氏之祸，而鲁人困于盟主之令。盖商之政近于齐，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鲁也。故齐强而鲁弱，鲁未亡而齐亡也。
【周论】
《传》云：“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质，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予读《诗》、《书》，历观唐虞，至于商周。盖尝以为自生民以来，天下未尝一日而不趋于文也。文之为言，犹曰万物各得其理云尔。父子君臣之间、兄弟夫妇之际，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无义，君臣无礼，兄弟不相爱，夫妇不相保，天下纷然而淆乱，忿斗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伦不明，生不相养，死不相葬，天下之人，举皆戚然，有所不宁于其心。然后反而求其所安，属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联其兄弟而正其夫妇。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犹以天子之尊而饭土留，啜土，土阶三尺，茆茨而不翦。至于周而后大备，其粗始于父子之际，而其精布于天下，其用甚广而无穷。盖其当时莫不自以为文于前世，而其后之人乃更以质也。是故祭祀之礼，陈其笾豆，列其鼎俎，备其醪醴，俯伏以荐思，其饮食醉饱之乐而不可见也。于是灌用郁鬯，藉用白茆，既沃而莫之见，以为神缩之也。体魄降于地，魂气升于天，恍惚诞谩，而不知其所由处，声音气臭之类，恐不能得当也。于是终祭于屋漏，绎祭于礻方，以为人子之心无所不至也。荐之以滋味，重之以脍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荐之以血毛，重之以体荐，恐父祖之不吾安也。于是先黍稷，而后稻梁，先大羹而后庶羞，以为不敢忘礼，亦不敢忘爱也。丁宁反复，优游而不忍去，以为可以尽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谓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当然也。仲尼区区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遗文，而与曾子推论礼之所难处，至于毫厘纤悉之际，盖以为王道之盛其文理当极于此焉耳。及周之亡，无下大坏，强凌弱，众暴寡，而后世乃以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渐而入于文。至于周，而文极于天下。当唐虞、夏商之世，盖将求周之文，而其势有所未至，非有所谓质与忠也。自周而下，天下习于文，非文则无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势然也。今夫冠婚丧葬而不为之礼，墓祭而不庙，室祭而无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从唐虞、夏商之质。夫唐虞、夏商之质，盖将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为法也。
【六国论】
愚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睢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