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义不可胜用也。”无欲害人之心与无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将充之，则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犹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谓造端乎夫妇，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欤！
●栾城后集卷七
◆历代论一〈并引〉
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予既壮而仕。仕宦之余，未尝废书，为《诗》、《春秋》集传，因古之遗文，而得圣贤处身临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后复作《古史》，所论益广，以为略备矣。元符庚辰，蒙恩归自岭南，卜居颍川。身世相忘，俯仰六年，洗然无所用心，复自放图史之间。偶有所感，时复论著。然已老矣，目眩于观书，手战于执笔，心烦于虑事，其于平昔之文益以疏矣。然心所嗜，不能自己，辄存之于纸。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尧舜】
尧之世，洚水为害。以意言之，尧之为国，当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于《书》，观其为政先后：命义和正四时，务农事，其所先也，未乃命鲧以治水。鲧九年无成功，乃命四岳举贤以逊位。四岳称舜之德曰：“父顽，母へ，象傲，克谐以孝，，不格奸。”尧以为然而用之，君臣皆无一言及于水者。舜既摄事，黜鲧而用禹，洚水以平，天下以安。尧、舜之治，其缓急先后，于此可见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亲，兄弟相贼，虽无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虽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论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古之圣人，其忧深虑远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于治，皆曰富国而强兵。患国之不富，而侵夺细民；患兵之不强，而陵虐邻国。富强之利终不可得，而谓尧、舜、孔子为不切事情，於乎殆哉！
【三宗】
黄帝、尧、舜，寿皆百年，享国皆数十年。周公作《无逸》，言商中宗享国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国五十年。自汉以来，贤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汉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东汉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与《无逸》所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无以大相过也。至其享国长久，如秦始皇帝、汉武帝、梁武帝、唐文帝、唐玄宗，皆以临御久远，循致大乱，或以失国，或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于人者千万也，膳服之厚，声色之靡，所以贼其躬者多矣。朝夕于其间而无以御之，至于夭死者，势也。幸而寿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圣，轻蔑臣下，至于失国，宜矣。古之贤君，必志于学，达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贵，其视子女玉帛与粪土无异，其所以自养，乃与山林学道者比，是以久于其位而无害也。傅说之诏高宗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学半，念终始典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呜呼，傅说其知此矣。
【周公言】
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详于《周礼》。然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无书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关中也；其东都，今之洛阳也。二都居北山之阳，南山之阴，其地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补，不过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礼》：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画棋局，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实无所容之，故其畿内远近诸法，类皆空言耳。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一也。《书》称：“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郑子产亦云，古之言封建者盖若是。而《周礼》：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与古说异。郑氏知其不可，而为之说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犹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于是千乘之赋，自一成十里而出车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国无以受之。”吾窃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势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国为之徙者，十有六。对数大国，而天下尽扰。此书生之论，而有国者不为也。传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国而千乘，千里之国而万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为方百里，万乘之国，为方数圻矣。古无是也。《语》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