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若夫固守兰州，增筑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战，西戎怀怨，未能忘争，时出虏略，胜负相半，耕者不定，馈运难继，耗蠹中国，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弃兰州，专守熙河，西戎据兰州之坚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师不利，复以秦、凤为境，修完废垒，复置烽候，人力既劳，费亦不小。此弃之不幸者也。夫守之虽幸，然兵难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馈粮，无有休日，熙河因此物价翔贵。见今守而不战，岁费已三百余万贯矣，战若不止，戍兵必倍，粮草衣赐随亦增广，民力不支，则土崩之祸或不可测也。弃之虽不幸，然所弃本界外无用之地。秦、凤之间，兵民习熟，近而易守，转输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兰，难易十倍。有守边之劳而无腹心之患，与平日无异也。夫以守之幸，较弃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幸，而弃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恶，归其侵疆，复其岁赐，通其和市，虽豺狼野心，能不愧耻。纵使酋豪内怀不顺，而国恩深厚，无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间，其势必未能举动。万一不然，而使中国之士知朝廷弃已得之地，含垢为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怀此心，勇气自倍，以攻则取，以守则固，天地且犹顺之，而况于人乎。故臣愿朝廷决计弃此，然后慎择名将，以守熙河，厚养属国，多置弓箭手，于熙、兰往还要路，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于秦、凤以来，多置番休之兵，以为熙河缓急救应之备。明敕将佐，缮完守备，常若寇至，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至，庶几可以无后患也。臣自闻西使复来，谨采众议，以三事参较利害，反复详究，理无可疑。是以辄献狂言，惟陛下裁择。幸甚。
贴黄：臣窃见二圣临御，除去烦苛，天下之民，想见太平之风。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渐，若朝廷靳惜兰州等处，坚守不与，激令背畔，使边兵不解，百费复兴，则自前苛政皆将复用，太平之期不可复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与二三大臣详议其事，以天下安危为念，勿争尺寸之利以失大计，则社稷之幸也。臣窃闻议者，或谓若弃兰州，则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则西蕃之马无由复至，而夏戎必为蜀道之梗。臣谓此皆劫持朝廷欲必守兰州之说，而非国之至计也。臣闻熙河属国，疆族甚多，朝廷养之极厚，必不愿为西戎所有。若帅臣能以恩信结之，统之以戍兵，贴之以弓箭手，又于熙、兰要路，控以坚城，臣恐西戎未易窥伺，而西蕃之马何遽不至乎。至于蜀道之虞，自非秦、凤、阶、成等处荡然无城池兵马之备，则西戎岂敢轻为此计。臣谓此说亦空言而已。臣又闻，说者谓韩缜昔与北朝商量河东地界，举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台谏以此劾缜，缜由此罢相。故今朝廷议欲以兰州等处复与西戎，无敢主其议者。臣谓兰州等处，与河东地界不可同日而语。河东地界国之要地，祖宗相传，谁敢失坠，举而与人，非臣子之义。至于兰州等处，本西戎旧地，得之有费无益。先帝讨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归之。理无不可，不得以河东地界为比也。
【再论兰州等地状〈七月七日。〉】
右臣近于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讲和请地之议，乞因此时举兰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弃而与之，安边息民，为社稷之计。见今西使已到，窃闻执政大臣，弃守之论尚未坚决。臣窃见皇帝陛下登极以来，夏国虽屡遣使，而疆场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是以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与，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今若又不许，遣其来使徒手而归，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与，不复为恩，不许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臣又闻昔日取兰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圣意。先帝始议取灵武，内臣李宪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兰州；先帝始议取横山，帅臣沈括、种谔之徒，不能遵奉圣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将吏不职，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则不然。其后元丰六年，夏国遣使请罪，先帝嘉其恭顺，为敕边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谢恩，请复疆土。先帝仍为指挥保安军与宥州，议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掩弃万国，遂以至今。由此言之，兰州、五寨，取之则非先帝本心，弃之则出先帝遗意。今议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坚守之议，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为国计，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闻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则用兵必迟，守则用兵必速，迟速之间，利害不远，若遂以地与之，恐非得计。臣闻圣人应变之机，正在迟速之际，但使事变稍缓，则吾得算已多。昔汉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怀不轨，称病不朝，积才养士，谋乱天下。文帝专务含养，置而不问，加赐几杖，恩礼日隆。濞虽包藏祸心，而仁泽浸渍，终不能发。及景帝用晁错之谋，欲因其有罪削其郡县。以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削书一下，七国尽反，至使景帝发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将，仅而破之。议者若不究利害之浅深，较祸福之轻重，则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仁，景帝刚断必行，近于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