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知其无是事矣！说者又以为出于其子福郊福畤之所为。然则其父报仇，子且行劫，有所由来，宁足为通洗罪乎！至其书之舛错者，尤不一焉。如仁寿四年，通始至长安，李德林卒已九年，而书有德林请见之语。江都有变，而书有泫然而兴之言。关朗在太和中见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岁开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而书谓问礼于关子明。隋书薛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继族父儒，至于长成，不识本生，而书有薛公命子往事之之语。此皆晁氏所摘发者若此，抑又无论矣。自宋之程朱极为揄扬，以为「隐德君子」，以为「其学近正」，以为「愈于退之」，自此后人遂依声附和，不敢于轻议。噫！其书为道，以五典潜五礼错为至治，亦曾见之否耶？中以佛为圣人，以无至无？诸人于其舛错悖戾，率举而归之于二子与阮逸，然则通之善处又安在也？自予论之，惟以此书为阮逸伪造则已，通犹可解免；若以为非阮逸伪造，则无可解免矣。即以为福郊福畤之所为，亦于通无可解免矣。通耶，郊耶，畤耶，逸耶，吾不得而知之；总不若火其书之为愈也。
[考释]
书都十篇，字字句句皆刻画论语，师弟亦互相标榜，自比孔颜。自汉以来，僭拟圣人自通始；聚徒讲学之风亦自通始。儒风变古，实以此为一大关键也。(页二六下-二七上)
[重考]
晁氏云：「隋王通之门人，共集其师之语，为是书」，又首揭发其纰缪于事实，深可怪笑者，不一而足，似归狱于门人所为也。然晁氏既疑房杜李魏二温王陈皆非其门人，则门人为谁，又不能言也。故清四库据杨盈川集杜樊川集，文中子确有其人，因断言宋咸必以为实无其人，洪迈必以为其书出阮逸所撰，诚为过当，而出于其子福郊福畤等纂述遗言，虚相夸饰而成也。」然郊畤等，未有文誉，故章炳麟据唐书文艺传：「王勃祖通，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续古尚书，有录无书十篇，勃补完缺逸，定着二十五篇。」因推定中说与文中子世家，亦勃所依托也。虽然，隐逸传「又称王绩兄通，隋末大儒也，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惟中说独存。」疑通确有遗文，身后子孙兄弟从而张大之，故有种种夸诬之言也。唐志中说五卷，乃字之误，通志、崇文目、读书志等皆作十卷，与今本每篇一卷，凡十卷，正合。末附者复有五篇也。(卷三，页一五)
[补证]
眉按：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评曰：『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奚益哉！今其六经皆亡，而中说独存。中说亦出于其家。虽云门人薛收姚义所记，然予观其书，窃疑唐室既兴，凝与福畤辈依并时事，从而附益之也。何则，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隋史，唐初为也，亦未尝载其名于儒林隐逸之间。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畤又云：「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长孙无忌与君集善，由是与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时陈叔达方撰隋史，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按叔达前宰相，与无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没其师之名，使无闻于世乎？且魏征实总隋史，纵叔达曲避权威，征肯听之乎？此予所以疑也。又淹以贞观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还而下狱。由是怨望十七年，谋反诛，此其前后参差不实尤著者也。』(邵博闻见后录)洪迈曰：『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贞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一人能振师之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称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无所见。独薛收在唐史有列传，踪迹甚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闻唐高祖兴，将应义举，通守尧君素觉之，不得去。及君素东连王世充，遂挺身归国，正在丁丑戊寅岁中。丁丑为大业十三年，又为义宁元年；戊寅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炀帝遇害于江都，盖大业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归休之命，乃寝疾而终。」殊与收事不合，岁年亦不同，是为大可疑者也。又称李靖受诗及问圣人之道，靖既云丈夫当以功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儒，恐必无此也。今中说之后，载文中次子福畤所录，云杜淹为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隙，予按淹以贞观二年卒，后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长孙无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者疑为阮逸所作，如所谓薛收元经传亦非也。』(容斋续笔。郑瑗井观琐言：『李？答王载言书云：「理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王氏中说是也。」宋龚鼎臣尝得唐本中说于齐州李冠家，则中说之传久矣。』因谓龚氏本与阮逸本，文各不同，逸或不能无增损于其间，以启后人之疑。)叶大庆曰：『世家云：「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又曰：「开皇九年，江东平，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云云：大庆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