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理，大抵皆纬书之说。元命包曰：「夏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莫若敬。殷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立教以文，其失荡，救荡莫若忠。」又其先赏后罚，先罚后赏，赏罚用爵列，悉谬悠之说，不详辨。(卷九○，页二六)
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子言之曰：「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以上五章，皆传老氏之学者所言也。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畏于匡，有「文不在兹」之叹，而卜天之将丧、未丧斯文以自解。圣人尊周若此，重文若此，初未尝有咎其时文胜之说也。自老子生其时，尚一切元妙清虚，恶周之文，思古之质，欲以无为变之，于是以「圣智」、「仁义」、「巧利」三者谓之文，而绝弃之，欲一归于素朴。老子曰：「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今有所属，见素抱朴。」所以后来庄列杨墨之徒，各逞其说于时，以致二氏之教分乱于天下，以与吾儒争衡也。其恶文之深也，并谓殷为文之至而尊夏；其思质之深也，并谓夏为厚其子而尊虞，究其尊虞帝也，仅作「不厚其子，惠而能散」等语，亦浅乎其尊虞帝已。皆异端之说也。至于夏殷之礼，孔子尚叹无征，彼何人斯，乃能历历言其「所尊」、「所敝」、「所尚」诸端，如此之详且悉耶？且以周人而言本朝，谓之渎礼，解者曰「已渎礼，犹未渎神焉。」谓之「强民」，谓之「极敝」，不亦生今反古之民乎？夫文者，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各安其伦，万物之各得其理，而圣智仁义礼乐之所由着也。天地自黄农而后，固有日开其文之势，而帝王之治天下，不可一日无文。孔子言唐尧之焕乎文章，史臣述虞舜之礼乐，命官观象十二章，非唐虞之文乎？孔子于三代，独美周文之郁郁者，诚以文至周而尤盛，非谓周有文，二代无文也。况曰监于二代，正监其文耳。孟子曰：「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既共此学，共此伦，又何不共此文乎？盖质者，文之质也；文者，质之文也，二者不可相离，犹所谓体与用之谓，并无本末轻重之分，苟语体而遗用，语用而遗体，则相离矣，相离则相胜矣。自古帝王未有不兼乎文质而为治者，孔子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也。使虞夏而徒有其质，不将不得为君子乎？若以胜不胜为言，则所谓野与史者，又岂是贬虞夏而刺本朝耶？兹语流传失实，以至纬书诸说，分三代为忠、敬、文，或忠、质、文，皆不经之言也。其谓周之质不胜其文，其道不胜敝，后儒因此有周末文胜之弊之说，尤大谬不然。斯文为人安其伦，物得其理，圣智仁义礼乐之所由着，虽历千古而无弊。周法之弊在于诸侯强，王室微，非文胜也。据春秋时已为周末，战国直无周矣，齐桓以空名尊王，衰气一振，此犹属文之功，而谓之文胜之弊，可乎？若以文章而言，犹不得谓周末文胜之弊，孔子序书、述诗、作春秋、传论语，皆在定哀之世，孟子七篇阐明圣道，出于战国。凡此者，其文之为功于天下万世者，何如可以周末少之乎？而谓之文胜之弊乎？其时老庄杨墨杂出，老庄，恶文思质者也。庄子曰：「文灭质，然后民始惑乱。」于时游虚蹈无，弃绝圣智仁义礼乐，而文始亡。杨氏为我，墨子兼爱，至于无父无君，其言盈天下而文几澌灭殆尽，不有孔、孟圣贤力持正道，使斯文一脉未丧，则吾儒之学其不汨没于二氏者几希矣。故谓周之文胜而敝者，是即老、庄之徒，厌恶其时之孔、孟而为是言也，然则奈何以吾儒之书而存是言也乎？尝观论孟所载，或人弟子诸问，往往有涉于异端者，而孟子中尤甚。今即以表记此数章所言，合之可验。论语或曰「以德报怨」，即老子「报怨以德」之说。而表记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即老子「此三者以为不足者，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之说。而表记曰「殷周之文至矣，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孟子万章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而表记于舜曰「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即此数者，可见当时不有大圣大贤持衡秉中，力排群议，真使万古长夜矣。此等之说，已经圣贤驳过，而汉儒无识，犹捃拾记中，后之儒者以其为经也，不敢辨，间有办者，终以其经也，不敢力辨，即辨而又不能穷析其源流之所在。嗟夫！尊经，所以尊圣贤也，明知背戾圣贤，而昧其是非之心，曰：吾以尊经。则孰若宁冒不尊经之名，而以尊圣贤也与？(卷九○，页三二)
子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易曰：『不家食，吉。』
此言之谬，夫人知之，不复辨。(卷九一，页一一)
子曰：「事君，远而谏，则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
疏远而谏，谓越职则可，谓则非，焉有谏而谓之者哉？(卷九一，页三)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