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至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然赵伯鲁之失简、汉淮南之招客，过犹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洪武七年九月己卯，翰林院奏进《回銮乐歌》。先是，太祖以祭祀还宫宜用乐舞前导，命翰林儒臣选乐章以致敬慎监戒之意，谕之曰：“古人诗歌辞曲，皆寓讽谏之意；后世乐章，惟闻颂美，无复古意。夫常闻讽谏，则使人惕然有警。若颂美之辞，使人闻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盖自恃者日骄，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避。”
洪武九年十一月辛巳朔，太祖与侍臣论及古之女宠外戚、宦官权臣、藩镇夷狄之祸。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于失天下者，常于此。然所以启之者有渐也。女宠之祸，常始于干政。外戚之权，常始于蒙蔽。至于国势不振，汉、唐以下覆辙可鉴矣。”太祖曰：“木必蠹而后风折之，体必虚而后病乘之，国家之事，亦犹是已。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无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阍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其兵柄，则无宦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以卫民，使财归有司，兵必合符而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御夷狄，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凡此数事，常欲著书，使后世子孙以时观览，亦社稷无穷之利也。”侍臣顿首曰：“陛下此言，诚有国之大训，万世之明法也。愿著之常典，以垂示将来。”
洪武十年九月戊寅，太祖谓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藉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孰不知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荒宁怠政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借寸阴，文王何以日膳不食？且人君日理万几，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只畏天命，不敢故尔。朕言及此者，但恐群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惰，元首丛脞，民何所赖？《书》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尔。”群臣皆顿首受命。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卯，太祖御华盖殿，与侍臣论治身之道，太祖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于男女宫室、饮食服饰而已，凡求私便于已者皆是也。然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礼废则欲肆。为君而废礼纵欲，则毒流于民，为臣而废礼纵欲，则祸延于家。故循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
十一月丁酉，太祖与翰林侍制吴沉论持身保业之道，太祖曰：“人无所不谨。事虽微而必虑，行虽小而必防。不虑于微，终贻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谨小行而无已者，则可以成大善。忽细事而不戒者，则必至成大恶。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对曰：“圣虑及此，诚社稷永安之道。”太祖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虑，则能致危。危而克虑，则能致安。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耳。”
洪武十八年五月戊子，太祖览舆地图，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统，海外蛮夷无不向化，舆地之广，诚古所未有。太祖曰：“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哉！”
十一月甲子，太祖谕侍臣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于乱亡。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过奢，伤财害民也。”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祖退朝，与侍臣论及守成之道。太祖曰：“人常虑危乃不蹈危，常虑患乃不及患。车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慎于难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车，虽治平，何可不慎。”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太祖御武英殿观《书》，至“惠迪吉，从逆凶”，顾谓学士刘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己有以取之。及事穷势迫，则侥幸百端，冀求苟免于患害，何益？”三吾对曰：“如此者，亦尝听命于天。”太祖曰：“心无所愧，可听之于天；若其自取，于天何预？”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未，太祖谓太子少保唐铎曰：“帝王之于天下，体天道、顺人心以为治，则国家基业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乱亡之故，未有不由于违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爱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则可以保天眷。卿与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资弼良多。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为言，使知有所警。苟谓已安，不以为意，治乱系焉。”铎顿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虽老悖，敢不尽心！”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