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肆跳梁，即成灰烬。又幺么丑类，如汪景祺，查嗣庭、蔡怀玺、郭允进等，皆自投宪网，若有鬼神使之者。今逆贼曾静，又复自行首露。设逆贼但闭户著作，肆其狂悖，不令张熙投书于岳钟琪，其大逆不道之罪，何人为之稽察，不几隐没漏网乎？而天地不容，使之自败，朕实感幸之。昔明世嘉靖，万历之时，稗官野史所以诬谤其君者，不一而足。如《忧疑议录》、《弹园杂志》、《西山日记》诸书咸讪诽朝廷，诬及宫壶，当时并未发觉，以致流传至今，惑人观听。今日之凶顽匪类，一存悖逆之心，必曲折发露，自速其辜，刻不容缓，岂非上天厚恩我朝之明徵欤？
又云：“自崇祯甲申，以至今日，与夫德以迄洪武，中间两截世界，百度荒塌，万物消藏，无当世事功足论，无当代人物堪述。”夫本朝岂可与元同论哉？元自世祖定统之后，继世之君，不能振兴国家政事，内则决于宫闱，外则委于宰执，纲纪废弛，其后诸帝，或欲创制立法，而天不假以年，所以终元之世，无大有为之君。
本朝自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仁厚恭俭，勤政爱民，乾纲在握，总揽万几，而文德武功，超越三代，历数绵长，亘古未有。朕承嗣鸿基，以敬天法祖为心，用人行政，无一不本于至诚。六年以来，晨夕惕厉之心，实如一日。朕虽凉德，黾勉效法祖宗，不敢少懈，是岂元政之可比哉？且元一代之制作，及忠孝节义之人物，亦史不胜书。《元史》独非明洪武时之所编辑乎？其称太祖则云：“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称世祖则云：“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信用儒术，立经陈纪。”是明之于元帝誉美如此，而云“无当世事功足论”乎？且《元史》专传之外，其儒学、循良、忠义、孝友诸传，标列甚众。而云“无当代人物堪述”乎？《元史》系明太祖所修，而逆贼云尔，是厚诬明太祖矣。乃称欲为明复仇乎？夫天眷帝德，以为保定，朕惟兢兢业业，夙夜基命，则自蒙上天嘉佑，历世永享太平，为内外一家之主，岂一二禽兽之吠鸣，可以惑人心而淆公论哉！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未有不知有亲者，即未有不知有君者，况朕之俯视万民，实如吾之赤子，朕清夜扪心，自信万无遭谤之理。而逆贼之恣意毁谤，果何自而来乎？
夫造作蜚语捏饰诬词，加之平等之人，尚有应得之罪，今公然加之于君上，有是理乎？何忍为乎？朕思秉彝之良，人所同具，宇宙亿万臣民，无不怀尊君亲上之心，而逆贼独秉乖戾之气，自越于天覆地载之外，自绝于纲常伦纪之中，可恨亦可哀矣。逆贼之所诋毁者，皆禽兽不为之事，而忍心加之于朕，朕实不料吾赤子之内，有此等天良尽丧之人。普天率土之臣民，定不为其所惑于万一，但天壤间，既有此诞幻怪异之事，则天下之人情不可以常理测度，或者百千亿万人之中，尚有一二不识理道之人，闻此流言，而生几微影响之疑者。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若朕稍有不可自问之处，而为此布告之词，又何颜以对内外臣工，万方黎庶，将以此欺天乎？欺人乎？抑自欺乎？朕见逆贼之书，坦然于中，并不忿怒，且可因其悖逆之语，明白晓谕，俾朕数年来寝食不遑，为宗社苍生忧勤惕厉之心，得白于天下后世，亦朕不幸中之大幸事也。特谕。
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
一、大清朝的建立正是天命民心之所归，乃道义之当然
问曾静：旨意问你上岳钟琪书内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系，天未尝有违。自古帝王能成大功建大业，以参天地，而法万世者，岂有私心成见介于其胸”等语。
我朝积德累功，至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统一诸国，成开创之功，太宗文皇帝，弘继统之业，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此正顺天命，从民心，成大功，建大业，参天地而法万世之至道也。你生在本朝，不知列祖为天命，民心之所归，而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系，天未尝有违”，是何所指？
曾静供：弥天重犯这些话，是泛说自古帝王之兴，与帝王之在位皆是顺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顺，民心从，而兴起在位，即是道义之当然。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并没有个达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远，所以盛朝功绩，传闻不到。直至旧年到省城，由省城以至于帝畿，见闻渐广，方知东海龙兴，列祖列圣承承继继，不惟非汉、唐、宋、明所及，直迈三代成周之盛。盖天地精英日流日开，上世浑噩，人文未起，积到成周，而太和翔洽，文明大著。然天之笃生圣人以开治者，在周亦惟算文武二圣为极，至岂若本朝叠叠相因，日远日大，愈久愈光。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遍及薄海；迨至我皇上，天聪明，恢弘前烈，已极礼明乐，备海晏河清。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乃道义之当然，参天地，法万世，为天运文明之隆会。从前弥天重犯实实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于圣世。
二、华夷之间、人兽之间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