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泄积忿，焉肯为之出力死守。即如前此台湾被贼戕害各员，其平素贪黩敛怨，已非一日，及至为贼所困，并未见有民人等不力为捍卫。而柴大纪尚能督率兵民，同心协力，保护全城。可见平日尚无贪劣实迹，即此可为一证，此人终不可弃也。况地方官吏侵渔百姓，亦系在文职衙门津肥为多，而武职不过十之一、二。即柴大纪果有贪迹，亦系合郡文武效尤成习，未可归罪于柴大纪一人。而伊于保守县城，不辞劳瘁，其功岂可尽泯？至蔡攀龙援救县城，虽未能杀透贼围，打通道路，但伊在台湾将弁中，尚为出力能事，亦属可用。且伊前此不过游击，尚非若柴大纪之职司专阃可比，自更难肆其贪虐。而伊打仗杀贼，素为奋勉。前据孙士毅奏，粤省之人亦知蔡攀龙为贼所畏。即使其才具中平，原可核其功罪，两不相掩。今福康安于伊二人独不加以委任，置之不齿，不独柴大纪、蔡攀龙自觉无颜，即其所辖弁兵，见将军于两提督大员，毫不假以颜色，恐致呼应不灵，殊有关系。着传谕福康安于柴大纪、蔡攀龙二人，仍宜量加委用，令其自效，以励众心。况福康安等督兵打仗，屡战屡捷，朕业经懋赏酬庸，加封公爵，四团龙褂宝石帽顶，岂朕于福康安等之功，褒嘉格外，而福康安竟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于柴大纪、蔡攀龙之功概行抹煞耶？福康安现在远涉重洋，宣劳着绩，固深为朕所嘉许，但于此事乃冒昧陈奏，似属闻言偏见，朕不得不加以训诫。福康安惟当化其成见，勿为人言所惑，休休有容，以期毋负任使。况二武夫亦不值福康安留心偏见也。
再恒瑞自驻札盐水港，坐拥多兵，株守不进，并未援应柴大纪，而转以贼多兵少，率请添调数万大兵。是其畏葸无能，实无可解免。是以屡经降旨严饬，并将伊革去将军，令福康安查参，将应否留于军营，以备效用之处，据实具奏。今阅福康安奏到之折，不但不将伊参劾，且折内声叙伊带兵打仗之处，颇似露其奋勉。此时福康安等统领大兵，乘锐深入，岂少恒瑞一人？且恒瑞若再不一同前进，逐队随行，岂复尚有人心？倘恒瑞果能奋勇，则当福康安未到之前，带兵赴援，何以并不见其鼓勇寸进？今祗系因人成事，即小有斩获，亦何足为功？乃福康安于恒瑞颇留地步。看来福康安于柴大纪等过事吹求；而于恒瑞又不免因系亲戚，曲为瞻徇。其何以服众心，而示公正耶？
至现在台湾剿捕事务，即日告竣，所有该处地方官平日废弛扰累酿成事端之处，亦应确切查办。即如永福在台湾府城协同防守，虽有微劳，但系道员，在彼数年，该管地方致有逆匪肆扰，伊本不能辞咎。其防守府城，原属伊分内之事。且贼匪攻扰时，有常青在府城督率兵民竭力堵御，永福不过随同守御。伊身系满洲，于贼匪滋扰之际，岂有不帮同常青御贼而转委城从贼之理？即云逆匪滋事，由于府县激成，而府县等皆系永福所属，平日何以漫无管束，以致酿成巨案？永福在台湾道任内，有无贪黩劣迹，着李侍尧确切查访，据实具奏，不得姑息。即从前被贼戕害各员，如孙景燧、董启埏、刘亨基、长庚、汤大奎等，虽俱为贼所害，但其平日居官实在有何贪纵不职劣迹，以致激变之处，亦应仍将其实在款迹，逐加查究。且孙景燧等皆系永福属员，其在任劣迹，永福自无不知，安有任其激成事端，置之不问之理？李侍尧当严加查访，据实参奏。又柴大纪、蔡攀龙守城力战，其功固不可泯，但伊二人在任，如果有别项款迹，以致激变实据，李侍尧亦当查明参奏，候朕酌量情节，原可录其功而宥其过，李侍尧亦不必因柴大纪、蔡攀龙系属有功之人，曲为容隐，惟当详查确访，秉公陈奏。朕于诸人功过，务期得实，从不肯颟顸了事。李侍尧总须核实查明办理，以儆贪劣，而示彰瘅。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知之。仍着福康安将于何日擒获贼首之处，迅速驰奏。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六九、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
大学士和字寄钦差协办大学士总督将军公福、闽浙总督李：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前因福康安奏柴大纪为人狡诈，不可深信，朕意福康安或系偏听人言，于柴大纪意存不满。且所奏并未指出确据，是以节经降旨详悉开示，令福康安不可拘泥成见，仍当加以委任。并谕李侍尧确切查访，如有实在款迹，以致激变之处，即行据实具奏矣。本日德成自浙江差竣回京召见，偶询及柴大纪平日居官声名如何，德成在浙有无传闻。据奏风闻柴大纪自复任台湾总兵以后，纵恣自大，且居官贪黩，较之地方文职尤甚，并将所辖台湾守兵，私令渡回内地，贸易牟利，驻守之兵，所存无几。上年逆匪林爽文等滋事不法，其始不过会匪党伙，听从附和人数不多。因存城之兵无几，不能实时搜捕，贼匪纠众肆扰，距府城止三十余里。而柴大纪尚不思前往堵御，经永福催令出城，始与贼打仗。又因兵少败恤，以致贼匪益肆猖獗，不可复复等语。如果所奏，是柴大纪在总兵任内贪纵不职，于法牟利，于贼匪起事之初，任意玩视，使贼匪得以鸱张，蔓延日久，竟由柴大纪贪纵废弛，酿成激变。其平日劣迹，已属确有可据。浙江既有声闻，福建自更有议论。而福康安前此奏到之折竟未言及，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