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其路有六。姑以三十万人为率，以一年为期。合用粮饷已该一百六十二万石，而造舟买马犒劳器械诸费，大约用银七十三万余两，未易辨也。
时大军既出，而剿抚二议未决。户部侍郎唐胄疏言事体至重，决不可征。其略曰：“今日安南之事，若欲致彼之修贡，其事甚易。非惟兵不必出，虽勘官亦不须遣。若欲伐而乘于不贡，则关系颇大。非独此役未可轻举，虽有甚于此役者，亦未可举也。臣请以七不可伐为陛下陈之：星辰莫大于三垣列宿，然皆丽于中土，而外则皆次舍之余。山川莫大于五岳四渎，然皆会于中土，而外则皆支委之末。是华夷乃天地间大分限，故安南虽不庭，祖训乃陛下所当遵守。其不可伐一也。至太宗皇帝所以奋讨黎季者，以其弑主杀使之恶大。然兵已压境，犹遣行人朱劝许其金身赎罪退师，及其不悛然后讨。既克，即为陈氏求后，无所得，不得已始郡县之。反侧不宁，终永乐之世。仁宗皇帝每以为恨。宣庙言于朝曰：‘皇考追憾此事，往往形诸慨叹。朕闻之屡矣。’遂将已成之郡县一并弃之。其遵圣祖之训，真如执玉捧盈，陛下所当率循者。此不可伐二也。若以为治统华夏，逆乱之臣不可以不问。则王者不治夷狄。况自古夷狄分争，乃中国之福，今殆其时。汉当匈奴之盛，历高祖、世亲奋力威之而不得。逮至元康、神爵以后，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宣帝坐受其朝，此其明验。夫吾民赤子也，夷狄犬羊也。若殃赤子以问犬羊，纵能治之，岂知所重者乎？此不可伐三也。若以为中国旧地，今乘其乱取之。则建武中马援南征，深历浪泊而还。虑交终复沦夷，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乃在今广西思明府境。及我朝张辅于永乐五年平之，明年简定即复叛，竟为黎利所陷没。是皆取之不得者，岂但无益而已乎？其不可伐四也。若以其国不贡可恶，则洪武末安南侵我思明之地数百里，遣行人往谕，抗辩不服，廷臣请讨。我圣祖竟以蛮夷置之度外，岂但如今安南不贡而已。况贡乃彼之利，一则奉正朔保境而威其邻，一则兼贸易薄来而厚其往。即今争乱之时，昨尚奉表笺方物求贡，为抚按以请封。姓名未的而遏之，是盖欲贡而不得，非负固而不贡。以此罪之，则将何以服之乎？此不可伐五也。且兴师本于才力。两广军门储积常数十万两，近费于田州岑之征，今见在仅余四万两。部议又欲广之于江西、福建、湖广内地。然内地自大工之兴，凡南京各省库帑历年所积各项银两，尽为工部之所取。臣昨提督南赣等处军务，监厂连年所积军饷银四十余万两，今亦解用无遗。此不可伐六也。然此特理势有迹之可见者耳，又有意外之虞者：唐之南诏起于玄宗之倡征，前后丧师数十万。驯至咸通，备其侵边，戍多兵连，唐患遂起。宋神宗欲伐辽取燕，而遣使者四出理财，中土骚然。辽乘内扰，先来求地。遂失河东七百里，卒至白沟燕山之役，宋遂多事。且北虏支属渐盛，我河套之地，哈剌慎吉囊诸种据为已有，近又加以大同叛卒之向导。今再分力于南，臣恐意外之虞，大不可测。此不可伐七也。伏愿凡近遣往安南之官，趁其未行，收回成命。盖此辈武人，万一到彼，以私而枉是非之实。致彼不服，反损天威。纵使勘报得情，我之声势已张而弛，问罪之师则失信不武，两为不便。只须该部移文或差官一人，传命两广抚按选差近边素熟夷情一人，直抵安南，谕以今日姑容来贡之意。则彼将忻忭无地，争跃而前必矣。又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各藩闻整兵待发之令一下，人心惊动。且奸雄乘之以射利，借简集而行差放之私，因徵敛而肆侵渔之毒。骚扰之害，何可胜言。则所谓先声者，未及动彼夷于徼外，而先动吾民于邦域之中矣。其该部差人赍整备兵粮各敕，亦望停止。则不以小邦一隙而为全盛之累，圣德光大，人心固结，治安永保焉。”
十八年，莫方瀛上表乞降。上敕毛伯温曰：“先该安南国黎宁奏称，国王黎啁故绝。被贼臣莫登庸作乱，窃据国城，阻绝道路，因而久废职贡。已经差官查勘是实，方欲兴师问罪。节该两广、云南抚镇等官奏称，莫方瀛父子闻天声征讨，恐惧省悔，上表乞降。愿以土地人民悉听天朝处分。据其哀请，似亦可矜。”下廷臣会议。佥谓“夷情叵测，词虽卑恳，意或诡秘。故法不可不正，义不可不彰。今特命尔同总督军务总兵官咸宁侯仇鸾，前去两广、云南适中去处，会同彼处提督节制各该镇并副参以下三司等官，将两广、云南应调汉土官兵及征讨机宜，悉照该部题准事理，听尔便宜处置。其贼臣父子，如果悔罪请死，束身待命，将其乞降听处真实情由，星驰具奏。若执迷不悛，必诛不宥。用兵之际，尔等宜相机酌处，务要计出万全，期于僭乱底平。罪人必得，以彰天讨，以安远夷，斯副委任之重。”毛伯温乃行广西大平府知府江一桂、指挥王良辅去凭祥住扎。审验安南降心，如果归一，即与接受。万一夷情不测，亦听便宜处置。江一桂乃檄问曰：“切照我皇上嗣祖宗历服之大，一统华夷。绍帝王道统之传，肇修人纪。春生秋杀，乾断离明，始因尔国朝使不通，欲求其故。继因尔国人民告变，斯得其情。方今命将出师声罪致讨，尔登庸父子乃先怀德畏威，悔罪向化，据其哀词，似亦可矜。探其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