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畜。加思兰故居哈密北山，至是杀阿罗出，并其众，而结满鲁都。满鲁都替称可汗，以加思兰为太师，住牧河套。延绥、宁夏之间骚然。于是宣大兵至秋悉赴延绥策应，逾春乃还西援。至九年方已，后不备纪。
置分守宣府东路参将。东路旧有将臣驻怀来城，或称镇守，且罢置不常。至是定置参将，称分守。驻永宁城，属为阴庆、永宁、怀来、保安、保安新城五城堡，后增属四海冶堡。置大同游击将军，立营选锋，与宣府同。陕西巡抚马文升奏：“陕西三边，榆林最为要害。河套山泽之利，足以资虏，是以侵犯我边，曾无虚岁。请敕该部每岁秋初，遣主事一员督军计办粮草，事竣还京。务使常有十数年之积，则军民免转输之劳，地方无惊疑之患。”事下户部议。以为：“陕西岁徵税粮，及部运银布三百十九万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处岁支粮料并银布折支俸粮，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万六百八十三石，尚余一百三万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开中监粮之类，以三年计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计之，可足四年有余。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纳耳。乞移文巡抚并布按二司，总督粮储官预计各边所用之数，酌其地里远近，量为派拨。秋收征完，则足以供用，不须借拨他省，别行措置。”从之。
八年，敕都御史王越总关中军务。议搜河套，复东胜。越言：“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统制诸军，往图大举。”乃命武靖侯赵辅充总兵官，总制各路军马搜套。未几，辅以疾还，搜套亦不复举。又命吏部侍郎叶盛往视，归奏以为套地不可耕种，且事势所难，遂止。陕西都指挥董缙失机，巡抚马文升械之至京。上曰：“缙既临阵先遁，本当处死。姑从宽典，降三级，令当先杀贼。今后失机将领，监候奏治，不必解京。著为令。”刑部主事张鼎上疏言：“臣生长陕西，比见边务日殷，谨陈事宜以备探择。其一曰：陕西八府三边，腹里俱有镇守、总兵、巡抚、都御史等官，不相统一，遇事各为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济者一人总制三边，副将以下悉听调遣，事体归一。其二曰：顷年军法不行，为将者纵贼杀掠，出入自由。后有失机，宜从律例科断。其三曰：腹裹官军素系怯弱，惟土兵骁勇，而边将多侵夺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优恤，有功不得隐蔽，则土兵效勇而乡导可得矣。其四曰：今边将上下相蒙，遇虏入寇，闭门不出。或有失机，多归罪于下。古之为将者与士卒同甘苦，而今之为将者每以供馈饷，劳人千里之外，宜禁绝之。”
九年，虏酋脱脱遣使四十余人，至大同贡马。
十年，置分守宣府西路参将。旧亦时置将臣称镇守，至是定置参将驻柴沟堡。属以柴沟、万全左右卫、新河、新问口、怀安、洗马林、西阳河、张家口九城堡。
延绥都御史余子俊上疏言：“陕西有三边，三边之中，延庆为内地。国初逐出残虏，远遁黄河之外。至正统初，虏始渡河来犯。近边守将于缘边立界石，创置榆林诸营堡，外又筑墩台以嘹望。天顺以来，虏知我东西诸边各据险，难物于窥伺。惟延庆地无险阻，可以驰突，屡来犯边，掠我边人以为向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虏硕居内，而我列屯守反在其外。请于缘边一带墩台中筑墙建堡，其旧界石一带多高山，宜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崖，或累石，或挑堑，延引相接，以为边墙。”于是东起清水营之紫城砦，西至宁夏之花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则为敌台，营砦连比不绝。又于中空筑短墙横一斜二，略如黼月状，以为侦敌避箭之所。凡为堡十二，营砦八百有奇，墩九十有五，两月而功毕。虏过城下者啮指相顾，号为骆驼城。子俊又请即榆林堡置卫，取逋丁之当勾者及戍南土者之子孙，益兵以实之。凡内边旷地悉令垦为屯田，岁获数万石。又奏立卫学以教军中子弟。凡军中器用皆范铜铁为之。俗初不习艺圃，求种教之植，自是蔬果与内地等。榆林遂为重镇。士马精壮，雄于诸边，子俊之力也。
敕边军遇贼，如曾率众对敌，有众寡不敌者，虽失利不罪；其闭门坐视，见贼先退者，乃坐失机。
按我朝达贼所以敢深入无忌者，正以损军之罪重而坐视之罚轻耳。今先退之令韪矣，然玩偈成习，令后不行，所以边患无已也。
兵部侍郎马文升奏：“辽东地三百受敌，中东西路遇有警报，彼此应援。切见辽阳之西一百六十里，广宁迤东二百里，有辽河一道，分界辽之东西。冰结则人马可行，易于应援；或遇冰开，贼先据之，我兵虽有渡船，不能径济。彼此势孤，误事非小。请造大船十数，横列河中，下联铁索，上加木板，以为浮桥。遣兵护守，以便往来。设或有警，则东西声势相连，不致误事。”从之。
大同巡抚李敏等奏报，大同三路计修墙壕堑墩台共九万三千七百七十九丈。
十三年二月，虏酋满都鲁、加思兰遣使桶哈剌阿忽平章等三千余人至大同贡马驼。诏许一千七百人，余省谕还。虏告饥，镇抚官廪之而去。时虏中相猜，加思兰女妻满鲁都，欲代满鲁都为可汗。恐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