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可矣。故先王之制法，所以沮不肖者之奸私，而贤者亦循之以寡过。唐既于牧守之外置诸道诸使，使自择任寮吏，于是其未乱也，人树党以营私，其乱也，聚徒以抗命。沈既济上选举议，犹欲令州府辟用僚佐，而不任宰相吏部兵部之铨除，且曰：“今诸道诸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辟吏之法。”何其不恤当时之大害至此极也！自天宝兵兴以后，迄于宋初，天下浮薄之士，置身私门，背公死党，以逆命谋篡、割据分争者谁邪？既济以为善政，而论者奖之为三代之遗法，甚矣！其贻祸之无穷矣。
夫环天下之贤不肖，待铨除于吏部，不足以辨不齐之材品，此诚有未允者，而亦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操黜陟之权于一人者，天子宪天以立极，犹万汇之荣枯统于真宰也。分进退之衡，使宰相部臣司其进，牧守使臣纠其退者，各有所司而不相侵，犹春夏之司生，秋冬之司杀，互成岁功也。牧守既临下以考功罪矣，又使兼爵人禄人之权焉，则诬上行私、政散人流而不可止。唐之以判官副将听诸使之自择，其威福下移之害，既可睹矣。激安禄山以反者，幽、燕部曲也；党刘展以反者，江、淮亲旧也；劝李宝臣以抗命者，王武俊也；导李惟岳以自立者，毕华也；说朱滔以首乱者，王侑也；奉四叛以称王者，李子千也。自非端士，必怀禄以为恩。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遑问忠孝哉？故自田承嗣、薛嵩、李正己、李希烈以泊乎李克用、朱温、王建、杨行密，皆有尽心推戴之士以相煽而起，朝廷孤立，无与为谋，唐之亡，亡于人之散，明矣。抑令天下无衅，牧守无妄动之心，而互相辅倚，以贪纵虐民、荡佚法制，亦孰与禁之？而国民之交病，不可诘矣。既济倡为邪说，以破一王之法制，意者其为藩镇之内援，以禁天子不得有一士之用乎？不然，何大纲已失，必取其细目而裂之也？其曰“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不轨之情，已不可揜矣。
〖三〗
不欲以其死累天下者，君子之义也；不忍于送死之大事，而不以天下故俭其亲者，人子之心也；两者并行而各尽。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岂必唯父命之是从哉？况乎有固吝之心，而托之遗命以--之者，嬴政之自纵其恶，非胡亥之矫父命自饰也！秦殚天下之力以役骊山，穷奢戕民，洵无道矣。乃欲以崇侈虐民也。且秦之毒民而以自亡，岂但骊山之役哉？
檀弓出于汉儒之杂记，有非圣人之言者矣。其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见之也，封树云乎哉”？
其恩者，过墓而欷歔；闻其风者，望阡而夫人不媿于天，不怨于人。死，天下知其死；葬，天下知其葬；怀忾想。即其不然，亦相忘于林峦之下。何所抱恨，何所含羞，而托鼠穴以深匿，欲人之弗知之邪？如其负大恶、施大怨，死而人且甘心焉，则不封不树，裒然平土，而操以椓之，犹易易也。故以知檀弓之言，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亲丧乎！”士庶人有财而得为，皆可致而无弗致也；况四海兆民之元后，父终母亡，终古止此一事，而为天下吝乎？丧礼之见于士丧者，且如彼其慎以周矣，遣车抗木，茵婴明器，空中人之产，士贫且贱，犹且必供；以此推而上之，至于天子，率万国以送其亲，而迪民以归厚，不可过也，而矧可不及邪？遗命虽严，在先君以自章其俭德，惟不朘削斯民、致之死亡，而已善承先志矣。若挟此为辞，吝财力以违可致之心，薄道取法于墨者，充塞仁义，其视委壑而听狐蝇之嘬食也无几，非不仁者，孰忍此哉？
唐德宗葬代宗于元陵，诏从优厚，而令狐峘曰：“遗诏务从俭薄；不当失顾命之意。”不仁哉其言之乎！为人子者，当亲存之日，无言不顺，无志不养，没而无遗训之不奉，姑置此言焉可也。他不具遵，而唯薄葬之言为必从，将谁欺也？邪说诬民，若此类者，殆仁人之所必诛勿赦者与！
〖四〗
政莫善于简，简则易从。抑唯上不惮其详，而后下可简也。始之立法者，悉取上下相需、大小常变之条绪而详之，乃以定为画一，而示民以简，则允易从矣。若其后法敝而上令无恒，民以大困，乃苟且以救一时之弊，舍其本，而即其末流之弊政，约略而简之，苟且之政，上与民亦暂便之矣。上利其取给之能捷，下利其期会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胥、豪民之假借，民虽殚力以应，而亦幸免于纷扰。于是天下翕然奉之，而刱法者遂自谓立法之善，又恶知后之泛滥而愈趋于苛刻哉！
盖后世赋役虐民之祸，杨炎两税实为之作俑矣。夫炎亦思唐初租、庸、调之成法，亦岂繁苛以困民于旬输月送乎？自天宝丧乱以后，兵兴不已，地割民凋，乃取仅存之田土户口，于租、庸、调之外，横加赋敛，因事取办而无恒，乃至升斗锱铢皆洒派于民，而暴吏乘之以科敛，实皆国计军需，在租、庸、调立法之初，已详计而无不可给者也。举天下之田亩户口，以应军国之用，而积余者尚不可以数计。量其入以为出，固不待因出而求入也。因出以求入，吏之奸，民之困，遂浸淫而无所止。然一时丧乱之权计，有司亦乘时以破法，而不敢以为一定之规。民虽劳，且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