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工役物料之纷乱，无赏罚以督其后，则不肖者纵以行私，贤者抑忽而废事，若必覈以赏罚，则以细故而伤清流之品行，人士终厌弃而不肯为；其屑为之者，必其冒昧而不惜廉隅者也。则其势抑必于令史之下，别委簿书之职于胥役，而令史但统其纲。是以今之部郎，仍置吏书以司案籍，则令史虚悬而权仍下替。盖自有职官以来，皆苦胥吏之奸诡，而终莫之能禁。夫官则有去来矣，而吏不易，以乍此乍彼之儒生，仰行止于习熟之奸吏，虽智者不能胜也。于是而吏亦有三载考成、别迁曹署之例，然而无补也。官者，唯朝廷所命，不私相授受者也；吏虽易，而私相授受者无从禁止。且其繁细之章程，必熟尝而始悉，故其练达者，欲弗久留其司而不得；易之，而欲禁其授受也，抑必不能；则其玩长上以病国殃民，如尸蚘之在腹，杀之攻之，而相续者不息。此有职官以来不可革之害，又将奚以治之邪？
夫奸吏亦有畏焉，诃责非所畏也，清察非所畏也，诛杀犹非所畏也，而莫畏于法之简。法简而民之遵之者易见，其违之者亦易见，上之察之也亦易矣。即有疏漏，可容侵罔者，亦纤微耳，不足为国民之大害也。唯制法者，以其偶至之聪明，察丝忽之利病，而求其允协，则吏益争以繁密诘曲衒其慎而雠其奸。虽有明察之上官，且为所惑蔽，而昏窳者勿论矣。夫法者，本简者也，一部之大纲，数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纲，数条而已矣。析大纲以为细碎之科条，连章屡牍，援彼证此，眩于目而荧于心，则吏之依附以藏慝者，万端诡出而不可致诘。惟简也，划然立不可乱之法于此，则奸与无奸，如白黑之粲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无所用其授受之密传；而远郊农圃之子，苟知书数，皆可抱案以事官。士人旦絃诵而暮簿领，自可授以新而习如其故，虽闲有疏脱，而受其愚蔽，不亦鲜乎！则梁以士流充令更之选，治其末而不理其本，乍一清明而后必淆乱，故曰不可继也。语曰：“有治人，无治法。”人不可必得者也，人乃以开治，而法则以制乱，安能于令史之中求治人乎？简为法而无启以乱源，人可为令史也，奚必十哉？
〖一○〗
圣王之教，绝续之际大矣哉！醇疵之小大，姑勿苛求焉，存同异于两闲，而使人犹知有则，功不可没已。其疵也，后之人必有正之者矣。故君子弗患乎人之议己，而患其无可议也。周公而后，至汉曹褒始有礼书；又阅四姓，至齐伏曼容始请修之；梁武帝乃敕何佟之、伏暅终其事，天监十一年而五礼成。其后嗣之者。唯唐开元也。宋于儒者之道，上追东鲁，而典礼之修，下无以继梁、唐，是可惜也。朱子有志而未逮焉，盖力求大醇而畏小疵，慎而葸，道乃息于天下矣。夫以彝伦攸斁之张孚敬而小有釐定，抑可矫历代之邪诬而反之于正。若惧其未尽物理而贻后人之挞发，则又何所俟而始可惬其心乎？有其作之，不患其无继之者。秦灭先王之典，汉承之而多固陋之仪，然叔孙通之苟简，人见而知之，固不足以惑天下于无穷也。若叔孙通不存其髣髴，则永坠矣。曹褒之作，亦犹是也，要其不醇，亦岂能为道病哉？至于梁而人知其谬，伏曼容诸儒弗难革也。如封禅之说成于方士，而诸儒如许懋者，正名其为纬书之邪妄，辨金泥玉简之诬，辟郑玄升中之误。繇此推之，梁之五礼，其贤于汉也多矣。然非有汉之疵，则亦无据以成梁之醇。故患其绝也，非患其疵也，疵可正而绝则不复兴也。
夫礼之为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绥也，仁义之以为体，孝弟之以为用者也；五伦之所经纬，人禽之所分辨，治乱之所司，贤不肖之所裁者也，舍此而道无所丽矣。故夷狄蔑之，盗贼恶之，佛、老弃之，其绝可惧也。有能为功于此者，褒其功、略其疵可也。伏曼容诸子之功伟矣，梁武帝不听尚书庶务权舆欲罢修明之议，固君子之所重嘉，而嗣者其谁邪？
〖一一〗
与人同逆而旋背之，小人之恒也。利其同逆而亲任之，比于匪人，必受其伤，则晋于贾充、宋于谢晦是已。已谋逆而人成之，因杀其人以揜己之恶，其恶愈大，杨广杀张衡，朱温杀氏叔琮，而死亡旋踵，天理之不可诬也。使司马昭杀贾充以谢天下，天下其可谢，而天其弗亟绝之邪？己谋逆而人成之，事成而恶其人，心之不昧者也。存人心于百一者，恶其人则抑且自恶，坐恶其影，梦恶其魂，乃于同逆者含恶怒之情，而抑有所禁而不能发，心难自诬，无可如何而听其自毙，则梁武之于沈约、张稷是已。
沈约非齐之大臣，梁武辟之，始与国政，恶固轻于贾充、谢晦矣。然和帝方嗣位于上流，梁武犹有所疑，而约遽劝之以速夺其位；梁武欲置和帝于南海，而约劝梁以决于弑；盖帝犹有惮于大逆之情，而约决任天下之恶以成之，是有人心所必愤者也。若张稷者，自以己私与王珍国推刃其君，固梁武之所幸，而实非为梁武而弑，若赵穿之于赵盾，贾充之于司马昭也。故此二逆者，梁武深恶之，而果其所宜恶者也。
虽然，梁武抑岂能伸罪以致讨于约与稷哉？徒恶之而已。恶之深，因以自恶也；于恶之深，知其自恶也。置稷于青、冀，而弗任约以秉均，抑安能违其不可尽泯之秉彝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