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事，仆实与谋，今得为主人死，不恨矣。愿至主人大敛毕，退就死。”玄邈许之，还具白明帝，以配东冶。子懋子昭基，年九岁，以方寸绢为书，探问消息，僧慧得书曰：“此郎君书也。”悲恸而卒。陆超之见子懋死，或劝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何足惧。吾若逃，非惟孤晋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有门生姓周者，谓杀超之可得赏，乃伺超之坐，自后斩之。及殡敛，周又助举棺，堕压其头折而死，闻者以为天道焉。
《建安王子真传》，（增）明帝使裴叔业就典签柯令孙杀之，子真走入床下，叩头乞为奴，不许，遂见害。
《南海王子罕传》，（增）母乐容华寝疾，子罕昼夜祈祷，以竹为灯缵照夜。此缵一夕枝叶茂大，母疾亦愈。
《巴陵王子伦传》，（增）明帝遣茹法亮杀子伦，子伦镇琅琊，有守兵，恐其见拒，以问典签华伯茂。伯茂曰：“若遣兵取之，恐不可即办。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法亮乃令伯茂以逼之。子伦谓法亮曰：“君是身家旧人，今衔此命，当由事不获已，此酒非劝酬之爵。”因仰之而死。其下因历叙典签之权重，谓明帝杀诸王，悉典签所杀，无一人抗者。孔闻之曰：“若不立签帅，故当不至此。”（事见《典签》条内。）
○南史与齐书互异处
《齐书 张敬儿传》谓，敬儿既得方伯，意知满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是敬儿本无大志。《南史》则叙其征荆州时，每见诸将，辄自言未贵时梦村中社树忽高数十丈，在雍州又梦此树高至天，以此诱部曲。又为谣言，使村儿歌之，曰：“天子在何处，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谁，非猪即是狗。”敬儿本名苟儿，家在赤谷。敬儿少习武事，既从容都下，益不得志云。是明言敬儿有反志，与《齐书》本传不同。盖李延寿好取新奇语入史，既采社树及童谣，则传不能又谓其意存知足也。《齐书 周奉叔传》谓，郁林欲诛宰辅，（时明帝鸾方辅政。）乃出奉叔为都督青、冀二州军事，以为外援。《南史》则谓明帝辅政，令萧谌说帝，出奉叔为外援，又说奉叔以方岳之重，奉叔乃许。是奉叔之出，乃明帝意，非郁林意也。案奉叔勇力绝人，郁林欲诛宰辅，方倚以为助，岂肯出之于外？当是明帝谋废立，惧其在帝左右为难，故说帝出之，此则《南史》为得其实也。《齐书 竟陵王子良传》，子良在宋时为邵陵王友。王名友，寻废此官，迁子良为安南长史。《南史》则云，宋道衰谢，诸王微弱，故不废此官。两传迥异。《齐书 萧昭胄传》，东昏无道，昭胄与萧寅、胡松等谋，因东昏出行，闭城拒之。会东昏新起芳乐苑，月余不出，故事泄而败。《南史》则谓，朱光尚托鬼道，为东昏所信，光尚知昭胄等谋，托言蒋王云，巴陵王在外欲反，故东昏不敢出，四十余日，事败乃伏诛。《齐书 鱼复侯子响传》，子响杀台使尹略等，武帝遣萧顺之帅兵至，子响部下逃散，子响乃白服降，赐死。《南史》则云，顺之将发舟时，文惠太子素忌子响，嘱顺之早为之所，勿令生还，顺之乃缢杀之。是子响之死出文惠之意，自是实事，《齐书》盖为文惠讳，且顺之即梁武之父，兼为顺之讳也。
○南史增删梁书处
《南史》增《梁书》事迹最多。李延寿专以博采见长，正史所有文词必删汰之，事迹必概括之，以归简净。而于正史所无者，凡琐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迹，无不补缀入卷。而《梁书》本据国史旧文，有关系则书，无关系则不书，即有关系而其中不无忌讳，亦即隐而不书，故行墨最简，遂觉《南史》所增益多也。今略举其增删处，两相比较，可以见二书之大概也。
○南史删梁书处
《梁武本纪》，齐东昏无道，帝在雍州，使张弘策陈计于长兄行郢事懿，谋共起兵靖乱。《梁书》载其语甚详，《南史》但云，使弘策陈计于懿，语在《懿传》，盖《梁书》不立《懿传》。故以此叙于本纪，《南史》另立《懿传》，则以此详于《懿传》中，而本纪从略也。帝平京邑，有肆赦一令，革除昏政一令，恤战亡将士一令，节省浮费一令；齐帝进帝爵梁公，九锡文一篇，百僚劝进文二篇；齐帝进帝爵为梁王一诏，齐帝禅位一诏，玺书一道，《南史》皆删之，但存九锡文一篇，劝进文一篇而已。（此仿陈寿之例，说已见《梁书》内。）《简文纪》，《梁书》有即位一诏，大赦一诏，大宝元年改元一诏，《南史》皆删之。大宝二年，《梁书》书湘东王绎遣王僧辨讨侯景，擒其将任约、宋子仙等，《南史》亦删之，以此事叙入《元帝纪》，故《简文纪》不叙也。（《梁书》、《简文纪》、《元帝纪》并叙，未免繁复。）《元帝纪》，《梁书》大宝二年简文崩后，有王僧辨等劝进一表，答书一道，又劝进一表；大宝三年，帝讨侯景一檄，僧辨平侯景又劝进一表，徐陵在魏遣使劝进一表，帝即位一诏，《南史》皆删，只存僧辨等劝进一表而已。又《僧辨传》，齐文宣送梁贞阳侯萧渊明入为梁主，《梁书》载文宣与僧辨一书，僧辨一启，贞阳答僧辨一书，又一启，贞阳又答一书，南史亦尽删之。《梁书》元帝使鲍泉围河东王誉，久不克，乃使王僧辨代之。僧辨至，泉愕然曰：“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