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于蜀、吴二主之死与袭皆不书。如黄初二年，不书刘备称帝。四年，不书备薨，子禅即位。太和三年，不书孙权称帝也。《蜀》、《吴》二志则彼此互书。如《吴志》黄武二年，书刘备薨于白帝城。《蜀志》延熙十五年，吴王孙权薨。其于魏帝之死与袭，虽亦不书，而于本国之君之即位，必记明魏之年号。如蜀后主即位，书是岁魏黄初四年也。吴孙亮之即位，书是岁魏嘉平四年也。此亦何与于魏，而必系以魏年，更欲以见正统之在魏也。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此陈寿仕于晋，不得不尊晋也。然《吴志》孙权称帝后犹书其名，《蜀志》则不书名，而称先主、后主。陈寿曾仕蜀，故不忍书故主之名，以别于《吴志》之书权、亮、休、皓也。此又陈寿不忘旧国之微意也。（顾宁人谓，刘玄德帝于蜀，谥昭烈，本可即称其谥，而陈寿既改汉为蜀，又不称谥而称先主，盖以晋承魏纪，义无两帝也。然其称先主、后主以别于吴，究是用意处。）
○三国志多回护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特为尊者讳也，至于弑君弑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诫，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覆，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汉献帝逊位，魏封为山阳公，及薨，追谥为汉孝献皇帝，《魏纪》即称之为献帝，不曰山阳公也。魏常道乡公逊位，晋封为陈留王，及薨，亦追谥为元皇帝，则《魏纪》亦应称为元帝，乃仅以陈留王纪事，而绝无元帝之称，则已异于山阳书法矣。司马师之废齐王芳也，据《魏略》云，师遣郭芝入宫，太后方与帝对弈，芝奏曰：“大将军欲废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大将军意已定，太后但当顺旨。”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芝曰：“大将军何可见耶？”太后乃付以玺绶。是齐王之废全出于师，而太后不知也。《魏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矣。至高贵乡公之被弑也，帝以威权日去，心不能甘，发甲于凌云台，亲讨司马昭。昭令贾充拒之，时相府兵尚不敢动，充即谕成ヘ、成济曰：“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济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此事见《汉晋春秋》、《魏氏春秋》及《世语》、《魏末传》，是司马昭实为弑君之首。乃《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反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并载昭奏，称“公率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ヘ弟成济横入兵阵，伤公，进株伶命，臣辄收济付廷尉，结正其罪”等语。转似不知弑君之事，而反有讨贼之功。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乃曹操之征陶谦，据《世语》谓操父嵩在泰山华县，操令泰山太守应劭资送兖州，谦密遣数十骑，掩杀操弟德于门下，嵩穿后垣欲遁，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出，嵩与妾遂皆被害。是嵩之被难，实谦使人杀之也。（《曹腾传》亦谓嵩子操起兵，嵩不肯从，与少子避难琅邪，为陶谦所杀。《应劭传》亦谓嵩与少子德避难琅邪，应劭遣兵迎之，未到，而陶谦素怨操，使轻骑追杀嵩、德。）韦曜《吴书》则谓谦本遣张护送，见嵩辎重多，乃杀嵩，取其赀奔淮南。是嵩之被杀，由之利其财而非谦本意也。案谦生平非嗜利忘害者，且嵩未被害之前，操未尝加兵于徐州，则《劭传》所谓谦怨操数击之者，殊非实事。而《吴书》所记，必系南奔后，自言其事，当属可信。《后汉书 谦传》亦谓别将守阴平者，利其赀货，遂袭杀嵩。而寿作《陶谦传》则专据《世语》谓嵩为谦所害，故操志在复仇。此则因操之征谦，所过无不屠戮，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故坐谦以杀嵩致讨之罪，而不暇辩其主名也。魏文帝甄夫人之卒，据《汉晋春秋》谓由郭后之宠，以至于死，殡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是甄之不得其死可知也。而《魏文纪》但书夫人甄氏之卒，绝不见暴亡之迹。又魏明帝太和二年，蜀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张大破之于街亭，《魏纪》固已大书特书矣。是年冬，亮又围陈仓，斩魏将王双，则不书。三年，亮遣陈式攻克武都、阴平二郡，亦不书。以及四年蜀将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五年亮出军祁山，司马懿遣张傈度，被杀，亦皆不书。并《郭淮传》亦无与魏延交战之事。此可见其书法，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也。乃至《蜀后主传》，街亭之败亦不书，但云亮攻祁山不克而已。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又《魏武纪》及《袁绍传》，官渡之战，绍遣于琼率万人迎粮，操自率兵破斩琼，未还营而绍将高览、张来降，绍众遂大溃。是因、览等降而绍军溃也。《张传》则谓告绍遣将急救琼，郭图曰：“不如先攻其本营，操必还救。”绍果遣轻骑救琼，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