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帝纪》，董卓劫帝西迁，车驾至长安，幸未央宫。《董卓传》亦云，帝之长安，移于未央宫。寻帝以病愈，大会诸臣于未央宫。此宫已被焚于王莽之败，何以献帝西迁又有未央以驻跸耶？案《顺帝纪》，永和元年，帝西巡，幸未央宫。想王莽时被焚之后，东汉诸帝又曾修葺也。然《范书》不经见，而先则被焚，后则驻跸，殊不明晰。
《皇后纪》，董卓弑弘农王，其妃唐姬归乡里。及李亻、郭破长安，遣兵钞略关东，掠得姬，亻欲妻之，固不听，而终不自名。贾诩知之，以告献帝，帝乃下诏迎姬，置园中，使侍中持节拜为弘农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弘农王于故常侍赵忠成圹中。此文殊不明晰。卓以初平元年正月弑弘农王，二月即迁都长安，而葬弘农王亦以是月，盖将迁时草草瘗之也。亻、之乱则在初平三年，其掠得姬，而献帝迎还册拜，自是在长安时事，而叙于葬弘农王之前，已属倒置，而又曰置园中，所谓园者安在耶？汉时凡诸王葬处曰园陵，其姬妾守园陵者曰某园贵人。（桓帝尊孝崇王夫人曰孝崇园贵人。炅帝尊孝仁皇妃曰慎园贵人。）今弘农王妃所居之园，即弘农王葬处耶？则是时妃在长安，而葬处在洛阳，时方扰乱，不能送往也。或即宫内之园以居之耶。
《吴汉传》，汉伐公孙述，去成都二十里，阻江北为营，造浮桥，使副将刘尚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里，帝闻之大怒，诏曰：“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必败矣。”以其与尚相隔二十里，不及相救援也。后汉引还广都，留刘尚拒述。以状奏上，帝曰：“公还广都，甚合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赴之，适当其危，破述必矣。”案先以相距二十里，谓不足相及，今又云五十里赴救，正可破贼，语似矛盾。盖汉先营江北，尚营江南，恐述断浮桥，则彼此不能相救耳，而传未分别言之。
史传叙事皆书名，未有以字行文者，《范书》惟光武兄纟寅字伯升，凡纪传皆书其字，盖帝之亲兄舂陵首事，其功最大，且《班书 王莽传》内已书伯升，故《范书》仍之也。乃范式、张劭合传，前半篇叙劭事则称元伯，叙式事则称巨卿，皆其字也，殊非史体。盖本当时人为张、范作合传，蔚宗即钞入史，不复改订耳。
《三国 魏志》有《方技传》，备载华陀、管辂等，而道士于吉尤有异术。据《江表传》谓吉制符水治病，吴人争事之。孙策在城楼会诸将，吉适过，诸将争下楼迎拜。策怒，令收之。诸将咸为之请，策曰：“此子妖妄惑众。昔张津在交州，常著绛帕头，烧香读道书，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遂斩之。《搜神记》谓策杀吉后，偶出行，为许贡客射伤，归治疮，尝独坐，仿佛见吉在左右，意恶之。后照镜，忽见吉在镜中，因大叫疮裂而死。是吉乃汉末一技术之士，陈寿《吴志》不为立传，盖以《魏志》有《方技》一门，《吴志》不立《方技》，故遗之也。蔚宗作《后汉书》，既以华陀入《方技》矣，于吉在顺帝时，已有琅邪人宫崇者，以吉所得神书上之，则其人与华陀同时，而年寿在陀之前，蔚宗既传陀，何以不传吉耶？案《范书 襄楷传》，顺帝时，宫崇上其师于吉所得神书一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其书妖妄不经，乃收藏之。蔚宗或以于吉名已见于《楷传》，故不复有传耳。
○汉帝多自作诏
两汉诏命皆由尚书出，故比之于北斗，谓天之喉舌也。《后汉书 周荣传》，荣子兴有文学，尚书陈忠疏荐兴曰：“尚书出纳帝命。臣等既愚暗，而诸郎多俗吏，每作诏文，转相求请，或以不能而专己自由则词多鄙固。请以兴为尚书郎。”又宦官曹节欲害窦武，拥炅帝上殿，召尚书官属至，胁以白刃，使作诏版。此可见诏命皆由尚书郎所撰也。汉诏最可观，至今犹诵述，盖皆简才学士充郎署之选。而如陈忠所云，则亦有拙于为文，及辗转倩人者，可知代言之职綦重矣。然亦有天子自作者，武帝以淮南王安工文词，每赐安书，辄令司马相如等视草，是帝先具草，而使词臣讨论润色也。哀帝策董贤为大司马，有“允执其中”之语，萧咸谓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莫不心惧，此必非代言者所敢作也。光武诏司徒邓禹曰：“司徒尧也，亡贼桀也，宜以时进讨。”立阴贵人为后，诏曰：“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宜奉宗庙，为天下母。”又帝疑侯霸荐士有私，赐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耶？将杀身成仁耶？”此等文词，亦必非臣下所代作者。明帝登极诏曰：“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本引《公羊传》之词。）实赖有德，左右小子。”章帝诏亦有云：“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按二帝方在位，而诏云上无天子，人臣代草，敢为此语耶？不特此也。明德马皇后答章帝请封外家诏曰：“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欲以身率下，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饬，但笑言太后素好俭。前过濯龙门，见外家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仓头衣绿，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又饬章帝曰：“吾素刚急，有胸中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