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吴、楚之树党相倾，犹仍南京翻案之故态也。熊廷弼疏言，朝堂议论全不知兵，敌缓则哄然催战，及败始愀然不敢言，及臣收拾甫定，则愀然者又哄然矣。又疏言，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卢象升亦疏云，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虽有长材，从何展布？观此数疏，可见明末言路之恶习也。
○明末书生误国
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宋之南渡，秦桧主和议，以成偏安之局，当时议者无不以反颜事仇为桧罪，而后之力主恢复者，张德远一出而辄败，韩胄再出而又败，卒之仍以和议保疆。迨贾似道始求和而旋讳之，孟浪用兵，遂至亡国。谢叠山所以痛惜于兵交数年，无一介之使也。有明末造亦然，外有我朝之兵，内有流贼之扰，南讨则虑北，北拒则虑南，使早与我朝通和，得以全力办贼，尚可扫除。且是时我太宗文皇帝未尝必欲取中原，崇祯帝亦未尝不欲与我朝通好。大凌河之役，祖大寿降于我朝，后虽反正，而其子侄已仕于我朝，是宜案以通敌之罪，而帝仍用之，是固欲藉大寿为讲和地矣。（见《邱禾嘉传》。）迨大兵入墙子岭，卢象升入援，杨嗣昌阴主互市策，象升见帝曰：“臣主战。”帝色变，良久曰：“款乃外廷议耳，其出与嗣昌议。”（见《卢象升传》。）是和议之策，帝已与嗣昌谋之。（《何楷传》，嗣昌方主款议，历引建武款塞故事，楷与御史林兰友驳之。）及陈新甲为兵部尚书，以南北交困，遣使与我朝议和。傅宗龙奏之，大学士谢升在帝前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遂以和事谕新甲密图之，而戒其勿泄，是帝更明知时势之不可不和矣。言官方士亮、倪仁祯、朱徽等谒升，升告以上在奉先殿祈签，和意已决，诸君幸勿多言，士亮等辄群起劾升去。（见《谢升》及《二臣传》。）新甲所遣求和之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新甲家人误发抄。（《二臣传》如此，《明史》则云，帝手诏为其家人误发抄。）于是言者大哗，交章劾奏，帝迫于群议，且恶新甲之彰主过，遂弃新甲于市。（《新甲传》）自是帝不复敢言和，且亦无人能办和事者，而束手待亡矣。统当日事势观之，我太宗既有许和意，崇祯帝亦未尝不愿议和，徒以朝论纷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国力困极，宗社沦亡。岂非书生纸上空谈，误人家国之明验哉！
案明季书生误国，不独议和一事也。如万元吉疏言，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谓不宜轻出，而已有议其逗挠者矣。贼既渡河，诸臣请撤关宁吴三桂兵迎击，而已有议其蹙地者矣。及贼势燎原，群臣或请南幸，或请皇储监国南京，皆权宜善策，而已有议其邪妄者矣。即此一疏观之，可见诸臣不度时势，徒逞臆见，误人家国而不顾也。
○明代宦官
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然至刘瑾、魏忠贤亦不减东汉末造矣。初，明祖著令，内官不得与政事，秩不得过四品。永乐中，遣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番，马骐镇交趾，且以西北诸将多洪武旧人，不能无疑虑，乃设镇守之官，以中人参之，京师内又设东厂侦事，宦官始进用。宣宗时，中使四出，取花鸟及诸珍异亦多，然袁琦、裴可烈等有犯辄诛，故不敢肆。正统以后，则边方镇守，京营掌兵，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钅广，市舶织造，无处无之。何元朗云，嘉靖中，有内官语朱象元云，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案世宗驭内侍最严，四十余年间未尝任以事，故嘉靖中内官最敛戢，然已先后不同如此，何况正德、天启等朝乎！稗史载，永乐中，差内官到五府、六部，俱离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驸马，皆下马旁立。今则呼唤府部官如属吏，公侯驸马途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以翁父，至大臣则并叩头跪拜矣。此可见有明一代宦官权势之大概也。总而论之，明代宦官擅权，自王振始。然其时廷臣附之者，惟王骥、王等数人，其他尚不肯俯首，故薛、李时勉皆被诬害。及汪直擅权，附之者渐多，奉使出，巡按御史等迎拜马首，巡抚亦戎装谒路，王越、陈钺等结为奥援。然阁臣商辂、刘翊，尚连章劾奏，尚书项中、马文升等亦薄之而为所陷，则士大夫之气犹不尽屈也。至刘瑾，则焦芳、刘宇、张彩等为之腹心，戕贼善类，征责贿赂，流毒几遍天下。然瑾恶翰林不屈，而以《通鉴纂要》誊写不谨，谴谪诸纂修官，可见是时廷臣尚未靡然从风。且王振、汪直好延揽名士，振慕薛、陈敬宗之名，特物色之。直慕杨继宗之名，亲往吊之。瑾慕康海之名，因其救李梦阳，一言而立出之狱。是亦尚不敢奴隶朝臣也。迨魏忠贤窃权，而三案被劾、察典被谪诸人，欲借其力以倾正人，遂群起附之。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夫、李夔龙、倪文焕，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五彪；又尚书周应秋、卿寺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乎可成篡弑之祸矣。《明史》载，太祖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宣宗始设内书堂，选小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