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错误，人亦疑之。迨其孙李同复以妖术事发，跟究由来，而福达之狱益信。又于《唐枢传》载其全疏，确指寅即福达之处，历历有据，而此狱更无疑义。于是马录诸臣之枉，张、桂等之诬，皆了然共见，可见修史时之斟酌苦心也。
○袁崇焕之死
袁崇焕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当时，不惟崇祯帝恨其引我朝兵胁和，（时帝怒甚，欲族诛崇焕，以何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见《如宠传》。）键顿朝之臣，及京城内外，无不訾其卖国者，杨士聪平心而论，亦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其所以得祸之由。其所撰《玉堂荟记》云，己巳之变，当时士马物力足以相当，袁崇焕初至一战，人心甫定。而袁于大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乃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语皆出自内阉云。可见是时引敌胁和之说已万口一词，士聪虽略知谤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中涓何以有此说也。直至我朝修史时，参校《太宗实录》，始知此事乃我朝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杨姓者知之，阴纵使去。杨监奔还大内，告于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焕于市。于是《崇焕传》内有所据依，直书其事，而崇焕之冤始白。使修史时不加详考，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谁复能辩其诬者？于此可见《明史》立传之详慎，是非功罪，铢黍不淆，真可传信千古也。
○周延儒之人奸臣传
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未免稍过，其始入阁，未见有败检事，特以不由廷推而得，故谤议纷然。其再出也，蠲逋赋，起废籍，撤中使，罢内操，救黄道周，颇多可称。故王鸿绪《明史传稿》在列传中。而今列之《奸臣》者，崇祯十六年，我大清兵深入畿内，延儒出视师，身驻通州，不敢一战，坐待我兵之蹂躏而归。一时物议沸腾，谓延儒得贿纵敌。锦衣骆养性、司礼监王德化，密以上闻，总兵唐通又尝面奏，于是朝野内外万口同声，无不欲食其肉，民间至演为卖国传奇，遂传遍天下。故数十年中，延儒受人唾骂，较他相为尤甚。诸臣修史尚是延儒诟詈未息之时，自不得不列之《奸臣》，究之传中所载，不过信用吴昌时，致其招权纳贿，及与吴相轧而已。无论严嵩之险恶，温体仁之阴贼，非延儒所能及，即嗜进无耻之万安，倾陷善类之张璁，尚觉罪浮于延儒，而延儒乃列入《奸臣》，此非以甚延儒之恶，转为延儒增其身分也。纵敌之说，本属无稽。杨士聪之论曰，纵敌者，必我能为敌所畏，方肯以贿免。当北兵深入，所过如破竹，虽礼拜求其去尚不可得。及其出塞也，大书边墙曰，“文武官员免送”当时兵力为敌所侮笑如此，而反加以得贿纵敌之名，是何高视延儒，轻视敌兵也。此论载《玉堂荟记》，可谓得当日情事，而纵敌之说可不辩自明矣。或云，延儒因边警，先敛赀遣家人送归，中途为人耳目，家人姑大言以欺众，谓北兵所贻，人以其出自家人之语，遂以为实云，亦见《玉堂荟记》。
案《雷纟寅祚传》延儒招权纳贿，凡起废、清狱、蠲租，皆自居为功。考选台谏，尽收门下，求总兵、巡抚者，必先贿其幕客董廷献。又《吴传》，延儒再相，冯铨力为多，延儒欲起之，惧众议，乃引入阁，将共为铨地。延儒又欲起奄党张捷为都御史，乃为所扼。又傅朝佑劾延儒引用袁弘勋、张道为腹心，摈钱象坤、刘宗周于草莽。倾陷正士，加之极刑，曰上意不测也。攘窃明旨，播诸朝右，曰吾意固然也。削言官以立威，挫直臣以怵众，往时纠其恶者尽遭斥逐，而亲知乡曲遍列要津。此等事皆延儒之奸，既入《奸臣传》，而传中却又不载。盖王鸿绪传稿本不列延儒于《奸臣》中，后来修史者始改编，然但列之《奸臣》卷，而传仍未改，故传中不见其奸邪之迹也。
○刘基廖永忠等传
《太祖本纪》，元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帝自率舟师征陈友谅。戊戌，克安庆。壬寅，次湖口，败友谅于九江，克其城，友谅奔武昌。《友谅传》亦云，友谅陷安庆，太祖自将征之，复安庆，长驱至江州，友谅战败，奔武昌。《廖永忠传》亦云，从伐友谅，至安庆，破其水寨，遂克安庆。从攻江州，造桥于船尾，倒行其船，桥傅于城，遂克之。是皆叙明先克安庆，乘胜克江州，走友谅也。而《刘基传》则云，基赞太祖出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基请径趋江州，捣友谅巢穴，遂悉军西上。友谅出不意，帅妻子奔武昌。是又未克安庆，径捣江州矣。与本纪及《友谅》诸传不合。案《赵德胜传》，从太祖西征，破安庆水寨，乘风槊小孤山，距九江五里，友谅始知，仓皇遁去，遂克江州。《仇成传》云，廖永忠、张志雄破其水寨，成以陆兵乘之，遂克安庆。盖戊戌但克安庆水寨，键抖趋九江，仍留成等攻安庆。迨克江州，而安庆亦已克复，作史者不便琐屑分别，故以克安庆即系于戊戌耳。又《张玉传》，靖难兵攻东昌，与盛庸遇，成祖被围数重，力战得出。玉不知成祖所在，突入阵中，力战而死。是玉死时成祖已溃围出也。而《朱能传》云，盛庸围成祖数重，张玉战死，能帅周长等力战，拔成祖出。则似玉死时，成祖尚在围中，赖朱能救免矣。或玉战死后，成祖又被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