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曰恭帝，命还葬庆陵之侧，陵曰顺陵。仁宗嘉四年，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岁时奉周祀。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先是加恩郭氏，至是又恩及柴氏。）又诏周世宗后每郊祀录其子孙一人。至和四年，遂封柴咏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神宗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思恭等为三班奉职。熙宁四年，崇义公柴咏致仕，子若讷袭封。徽宗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南渡后高宗又令柴叔夏袭封崇义公，理宗又诏周世宗八世孙承务郎柴彦颖袭封崇义公，此皆见于本纪及《续通鉴长编》者。盖柴氏之赏延直与宋相终始，其待亡国之后可谓厚矣。
○宋郊祀之费
宋制，每三岁一亲郊，大小各官皆得荫子。赵思诚疏言，寒士在部，须待数年之阙，今亲祠之岁，任子约四千人，十年之后须万二千员，则寒士有三十年不得选者。是郊祀恩荫已极冗滥。此外又有赏赉，计每次缗钱五百余万，大半以金银绫绢纟纟由平其直给之。景德郊祀至七百余万，东封又八百余万，祀汾上又百二十万。丁谓为三司使，著《景德会计录》，自后历代郊祀常以为准。仁宗享明堂，并增至一千二百万。后以西夏用兵，国计日绌，乃诏裁减郊祀所赐银绢，旧三四千者减一千，一千者减三百，百减二十，特著为令。然宝元元年，会计京师所入金帛一千九百五十万，而出者二千一百八十五万，是岁以郊祀故，出入之数视常岁过多云，则亦未为大减也。（俱见《食货志》。）神宗时，司马光曾疏请听百官辞南郊赏赉，不许。人主敬天，精意以享，何贵于恩泽之多，乃浮费如此？是人主昭事之典，反为百官幸恩之端，真属无谓。且岁一亲郊，古今大礼，今反以浮费之多，不得不改为三岁一举，是又因百官之沾被，成人主之怠弛，尤不可之大者也。按范镇疏云，赋役繁重，转运使又于常赋外进羡钱以助南郊，无名敛率不可胜数。然则南郊之费大概出于外僚科敛所进之羡余，是又因百官之滥恩，而万民之财力。立制抑何谬耶！
○宋制禄之厚
《宋史 职官志》载俸禄之制：京朝官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二百千、绫十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随品分给，其下亦以是为差。凡俸钱并支一分见钱，二分折支，此正俸也。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防御使一百石，其下以是为差。凡一石给六斗，米麦各半。熙宁中，又诏县令、录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两石者增至三石，此亦正俸也。俸钱、禄米之外，又有职钱，御史大夫、六曹尚书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其下以是为差。（职钱惟给京朝官，外任者不给，因别有公用钱也。）元丰官制行，俸钱稍有增减。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者，既请大夫俸，又给郎官职钱，视国初之数已优。至崇宁间，蔡京当国，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京仆射俸外又请司空俸，视元丰禄制更倍增矣。俸钱、职钱之外，又有元随亻兼人衣粮，（在京任宰相、枢密使，在外任使相至刺史，皆有随身，余止亻兼人。）宰相、枢密使各七十人，参知政事至尚书左右丞各五十人，节度使百人，留后及观察使五十人，其下以是为差。衣粮之外，又有亻兼人餐钱，（中书、枢密及正刺史以上，亻兼人皆有粮，余止给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自节度使兼使相以下二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选人使臣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建炎南渡，以兵兴，宰执请俸钱禄米权支三分之一；开禧用兵，朝臣亦请损半支给，皆一时权宜，后仍更渡制。此宋一代制禄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宋祠禄之制
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在京有玉清昭应宫、景炅宫、会炅观、祥源观等，以宰相执政充使，（王曾以次相为会炅观使，曹利用以枢密使领景炅宫，班在曾上。后曾进昭文馆大学士，为玉清昭应宫使，乃班利用上，见《王曾传》。充使者俸钱，玉清昭应宫月百千，景炅宫七十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