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相州，获官马二千匹。元行钦已以蜚语入奏。及至汴，有姚彦温来投，谓主上已惑行钦之言，事势已离，不可再合。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悖也。”庄宗寻为郭从谦所弑，帝急入洛。时魏王继岌征蜀未还，帝谓朱守殷曰：“公善巡抚，以待魏王。吾奉大行梓宫礼毕，即归藩矣。”而群臣上笺劝进至再三，请监国，帝始从之。据此则明宗遇军变后，率兵向京师，并无反心，只欲自诉。迨庄宗被弑，犹欲俟其子继岌至而奉之，可谓纯臣矣。然考当日情事，有不尽然者。明宗性本实，兵变之初，固不肯因以为利，即兵变后，欲归藩待罪，欲上章申理，亦属实情。然是时惟有只身归朝，庶明心迹，而明宗武夫，岂能知此？方外怵于元行钦之奏其反，内惑于石敬瑭、安重诲等之劝其反，势当骑虎难下之时，不得不为挺鹿走险之计，则当其率兵而南，固已变计决反，非真欲面诉于庄宗之前也。天下岂有欲自诉不反，而转举兵向阙者？本纪所云，赴阙自陈，可不辨而知其饰说也。且是时甫一举足，反形已露。康义诚曰：“今从众则有归，守节则将死。”明宗纳其言。（《义诚传》）非决计反，则何以纳其言也？郑琮在营中，安重诲欲征四方兵，琮历数诸道屯兵之数，附口传檄，相次而至。（《琮传》。）王晏球率兵戍瓦桥关，明宗招之，即以兵来会。（《晏球传》）非决计反，则何以征诸道兵也？至相州，即掠官马以益军矣。至河上，则劫上供船绢帛以犒军矣。既先以三百骑付敬瑭，使速入汴，（《石晋纪》）又养子从珂自横水率兵，与王建立倍道驰至，由是军声大振。（《废帝纪》）其抗逆之迹已不待言，而本纪犹谓其入汴入洛，犹怀退让，盖当时实录例有隐讳，修史者但照本抄录，不复改订耳。《欧史》则书，军变后，嗣源入于魏，与在礼合。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将三百骑为先锋。嗣源至钜鹿，掠马三千以益军。是明著其反逆之迹，可谓直笔。而其先本无欲反之意，则于《石晋纪》及《霍彦威传》内见之，是又不没其初念，以见其仓卒被逼，不同于郭威之自澶州入也。
《汉隐帝纪》，帝密诏李洪义诛王殷，又诏郭崇诛郭威、王峻。而洪义不敢发，反以诏示威。威即召王峻、郭崇及诸将校至，曰：“君等当奉行诏书，断予首以报天子。”崇等曰：“此必李业等所诬构，事可陈论，何须自弃。”于是争劝威入朝，乃率众南行。《周太祖纪》亦云，帝（郭威）途次又谓将校曰：“吾此来万不得已。然以臣拒君，宁论曲直。汝等不如奉行前诏，我以一死谢天子，实无所恨。”是郭威本志似尚能守臣节者。
案《魏仁浦传》，郭威得洪义所示密诏，即召仁浦于卧内，仁浦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令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遂举兵渡河。是威方更诏书以欺众，讵肯以天子诛己之诏出示诸将，使奉诏杀己乎？本纪所云，诬饰显然。《欧史》帝纪则直书郭威反。
《周太祖纪》，汉隐帝遣慕容彦超拒郭威于刘子坡，王师败。威谓宋延渥曰：“尔国亲，可速往卫主上。”明日，望见帝旗在高坡之上，谓隐帝在其下，即免胄而前。左右劝止之，威曰：“吾君在此，又何忧焉。”及至，则隐帝已去矣。
案刘子坡之战，隐帝亲在阵中，威果欲自诉，何不于是时释甲趋谒，乃方遣何福进、王彦超、李筠等大合骑以乘之。既败王师，岂有明日又欲束身见主之理？且明日清晨，隐帝已为郭允明所弑，又安得有旌旗在高坡之上，其为饰说亦不待辨也。
隐帝既崩，郭威遣人迎湘阴公ど来即位。已而威至澶州，兵变入京。王峻闻ど已至宋州，虑左右变生，遣郭崇以七百骑往卫之。
案《十国春秋》，崇至宋州，ど召见于楼上，判官董裔说ど曰：“崇瞻视举措，必有异谋，不如杀之。”ど犹豫不决，崇遂幽ど于外馆。是峻之遣崇，本欲害ど于途也，而本纪反云卫之，尤属矛盾。《欧史》则直书，王峻遣郭崇以七百骑逆ど于宋州，杀之。
○薛史失检处
唐庄宗之被弑也，弟存霸自河中奔太原，存渥亦自洛与刘后奔太原。《薛史 符彦超传》谓，存霸至太原，与吕、郑二内官谋杀留守张宪及其部将符彦超。彦超觉之，部下大噪，宪出奔，军士杀存霸及吕、郑。而《张宪传》则谓，存渥奔太原，左右见其马已断饰，必战败而逃者，因欲杀吕、郑，系存渥以观变。宪不可，而彦超已诛吕、郑，军士大乱。是一事也，《彦超传》则以为存霸，《宪传》则以为存渥，殊属两歧。案存渥出奔，行至风谷，为部下所杀，惟存霸翦发为僧，求彦超庇护，而军士杀之。是与吕、郑同被杀者，乃存霸，非存渥也。《欧史》则宪、彦超二传皆书存霸。又南唐刘仁赡死守寿州，《薛史》则列在周书，盖以其有降表至周，世宗加以官秩，既没，又赠┰极隆，故列之于周臣也。然仁赡固守无二志，其子崇谏劝之降，即斩以徇。及病甚不知人事，副使孙羽诈为仁赡书以降，且舁至周营。世宗嘉其忠于所事，加爵进宫，诏出而仁赡已卒，是仁赡实未尝降也。《薛史 周纪》既书刘仁赡上表乞降，令其子崇让请罪，《仁赡传》亦云仁赡病急，翻然纳款。末又云，先斩其子崇谏，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