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多难兴邦，殷优启圣。皆以事危则志锐，情迫则思深也。魏征之谏，亦动以隋为戒，谓：“隋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哉？特恃其富强，不虑后患，驱天下以从欲，遂以四海为尊，殒于匹夫之手。陛下当鉴彼之失。”又曰：“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所亲见。隋之末乱，自谓必无乱。隋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身戮而犹未悟。今能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而存矣。”马周亦言：“炀帝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犹炀帝之视齐、魏也。”此当时君臣动色相戒，皆由殷鉴不远，警于目而惕于心，故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其后勋业日隆，治平日久，即太宗已不能无稍厌。魏征谓贞观之初，导人以言，三年后见谏者悦而从之，近一二年勉强受谏而终不平。是可知贞观中年，功成志满，已不复能好臣其所受教。然则惧生于有所惩，怠生于无所儆，人主大抵皆然。若后世蒙业之君，运当清泰，外无覆车之戒，而内有转圜之美，岂不比太宗更难哉！
○时政记
左、右史起居注之外，有政事及奏对由宰相撰录者，谓之《时政记》。案《旧书》，唐初记注最详备。苏冕言，贞观中，每日朝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极详。高宗时，许敬宗、李义甫用权，多妄奏事，恐史官书之，遂奏令随杖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姚乃表请仗下所言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是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此始也。据《旧书》云，罢后，其事遂寝。贾耽、齐抗，贞元时为相，又修之，耽、抗罢而事又寝。然宪宗尝问李吉甫：“《时政记》记何事？”吉甫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馆之实录也。左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右史记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姚监修国史，虑造膝之言外间或不得闻，因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史馆，今《时政记》是也。”上曰：“间有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行者，不可书付史官。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付史官故也。”（《宪宗纪》）又裴休尝奏言，宰相知印者撰《时政记》，或多载己言而略他人之言，史官莫得知。请自今宰相各自为记，令付史馆，从之。（《休传》）可见历朝仍皆有《时政记》，未尝废也。其后又稍变其例，穆宗时，宰臣崔植等奏请，坐日所有君臣献替事宜，应随日撰录，号为《圣政记》，岁终付史馆。则不必每月送史馆，至岁终始送矣。文宗又诏，《时政记》因循日久，废坠日多，自后宰臣奏事及临时处分，委中书门下丞一人随时撰录，每季送馆。则又不必宰相自撰，而令中书门下丞撰录矣。然皆于记录政事，致其详慎，可为后世法也。
○天子不观起居注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历代皆重其职。唐太宗尝欲观《起居注》，朱子奢曰：“恐开后世史官之祸。史官全身畏死，悠悠千载，尚有闻乎！”（《子奢传》）后至文宗，益重其事。每入阁日，左右史执笔立于螭头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备录。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质证所奏是非，故开成政事最详。（《张次宗传》）帝尝与宰相议事，适见郑朗执笔螭下，谓曰：“向所论事，亦记之乎？朕将观之。”朗引朱子奢事对曰：“史不隐善讳恶，人主或饰非护失，见之则史官无以自免，即不敢直笔。昔褚遂良亦称史记天子言动，虽非法必书。庶几自饬也。”帝曰：“朗可谓善守职者。朕恐平日之言不合治体。庶一见得以改之耳。”朗乃上之。（《朗传》）后帝又欲观魏。《起居注》曰：“陛下但为善事，勿畏臣不书。”帝曰：“我尝取观之。”曰：“此史官失职也。陛下若一见之，自此执笔者，须有迥避，后世何以示信乎。”乃止。论者咎朗而是。（《传》）
○唐诸帝多饵丹药
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自秦皇、汉武之后，固共知服食金石之误人矣。及唐诸帝，又惑于其说，而以身试之。贞观二十二年，使方士那罗迩婆娑于金飙门造延年之药。（《旧书》本纪）高士廉卒，太宗将临其丧，房玄龄以帝饵药石，不宜临丧，抗疏切谏。（《士廉传》）是太宗实饵其药也。其后高宗将饵胡僧卢伽阿逸多之药，郝处俊谏曰：“先帝令胡僧那罗迩婆娑，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征求炅草异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无效，大惭之际，高医束手，议者归罪于胡僧，将申显戮，恐取笑外夷，遂不果。（《处俊传》）李藩亦谓宪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宪宗本纪》）是太宗之崩，实由于服丹药也。乃宪宗又惑于长生之说，皇甫与李道古等遂荐山人柳泌、僧大通，待诏翰林。寻以泌为台州刺史，令其采天台药以合金丹。帝服之，日加燥渴，裴上言，金石性酷烈，加以烧炼，则火吨搜制，不听。帝燥益甚，数暴怒，责左右，以致暴崩。（《宪》、《穆》二纪及《裴》、《王守澄传》）是又宪宗之以药自误也。穆宗即位，诏泌、大通付京兆府决杖处死，是固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乃未几听僧惟贤、道士赵归真之说，亦饵金石。有处士张皋上书切谏，诏求之，皋已去，不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