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臣以读书、戒武臣以知学，其所以示后世子孙者，源逺而流长矣。自太平兴国开设经筵，而经筵之讲自太宗始；自咸平置侍讲学士，而经筵之官自真宗始。干兴末，双日御经筵，体务亦不废，而日御经筵，自仁宗始。于是崇政殿始置说书，天章阁始制侍读，中丞始预讲席，宰相始预劝讲，旧相始入经筵以观讲，史官始入经筵以侍立，而经筵之上，文物宪度始大备矣。然是特其制耳，君子将观其实焉。自古奸臣欲昬人主心术者，眩以性命道徳之髙谈，而不使之观史，逮其末流，讲《诗》则置国风，讲《书》则置汤武，稍可以警惧上心者，则抑而不进。而我仁祖所讲之书，上自六经，下至诸史，虽以国风讥刺之事，且以为鉴戒，又安有经筵之上，不讲《春秋》、不讲《礼记》而专进王氏之《新经》、《字说》者哉？自古经筵之官，非天下第一流不在兹选，盖精神气貌之感发，威仪文词之着见于讲磨丽习之间，有熏染浸灌之益，此岂謏闻单见之士所能办？而我仁祖所讲之人，则皆孙奭、晏殊、贾昌朝之徒，至林瑀需卦晏乐之说，则必却，又安有崇观奸臣倡“丰亨豫大”之说得以投其隙哉？然圣学之所以成就者，又有自来矣。盖自真宗不置翊善、记室而置王友，有以养其徳于濳龙之时。仁宗时为太子真宗不置官属而置王友。自孙奭入侍，上或左右瞻瞩，则拱立不讲，有以格其心于即位之日，格心有人。典型在前，邪佞自退，使旁无重徳以导其敬畏之源，则玩狎之意萌，恭逊之实衰，圣学之本不立矣，何以新我宋守文之治功哉！
正纪纲 抑内降
天圣元年，钱惟演为枢宻使，未 ，冯拯言惟演太后姻家，不可预政，遂罢之。惟演意图入相，御史鞠咏言其奸险，若遂以为相，大失天下望。太后遣所侍赍奏示之，惟演犹顾望，咏曰：“若相惟演，当取白麻裂之。”
天圣四年，驸马柴宗庆求使相。王曾曰：“先朝石保吉、魏咸信皆歴行阵，方除使相。”不许。
明道二年，王徳用签枢宻。初，徳用为副都指挥使，太后临朝，有求内降补军吏者，徳用曰：“补吏，军政也，敢挟此干军政乎？”不与。
景佑元年，谢绛请罢内降诏令，皆由中书、宻院，然后施行。
康定元年十月，诏内降执奏，上性寛仁，宗戚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达，故有是诏。
皇佑二年九月，大享明堂。时张尧佐觊执政，内侍求节度使，御史彭思永言：“外戚秉政，宦官用事，非宗社福。”申严内降执奏法。
庆厯四年九月，杜衍为相，务裁侥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 至十数，輙纳上前。上谓谏官欧阳修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耶？凡有求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封还也。”
我朝立国以仁意为本，以纪纲为辅，太祖太宗之纪纲，总于人主之威权，故太祖太宗之世，无干谒之门，无幸求之路。自仁宗不自揽权，不尚威令，以仁厚容养臣下，是以宫闱之请求，燕闲之私昵，皆其所不免者。然当时有求内降者，圣训以为杜衍不可，后宫或有过制，圣训以为台谏不汝容也。国势莫寛于仁宗之时，而纪纲亦莫振于仁宗之时，盖有朝廷之公议在也。主意。故惟演为枢宻使，宰相冯拯以为不可，欲图相位，御史鞠咏以为不可，柴宗庆求使相，宰相王曾以为不可，内侍求节度，御史彭思永以为不可。不惟杜衍得以抑内降，而王徳用之武臣亦不从干军政，则当时公议可知矣。然为杜衍、彭思永者易，为冯拯、鞠咏者难；处明道以后之事易，处天圣以前之事难。盖当人主听政事、权归一则其抑内降也易，当母后临朝幸门易开，则其抑内降也难。断案。
逺女宠 裁外戚
景佑元年八月，尚、杨二美人有宠，谏官王素言及王徳用所进女口，上曰：“已在朕左右。”素切谏，即命宦臣各赐钱押出东门，上为之泣下。
四年，王曾罢。太后姻家通谒，曾多所裁抑，进退士人，莫有知者，曰：“夫执政者，恩欲已出，怨将谁归？”范仲淹叹服其言。
庆厯八年，上语二府，以张贵妃有扈跸之功，枢宻夏竦昌言，求所以尊异之礼。张方平言：“皇后在而尊贵妃，古无是礼。”执中在相位，竦然敬听其言。抑妃尊后。
夫人臣召怨于天下，不一端也，减任子则公卿怨，汰冗兵则卒伍怨，核军籍则主帅怨，退滥赏则胥吏怨，限民田则豪民怨，抑外戚则宫闱怨，杜内降则祈恩泽者怨，严荐举则处选调者怨，精考课则怠职业者怨，诚使人皆避怨而免祸也，则私爵赏以媒誉，借国法以市恩，天子谁与任事乎？任事则当任怨。
尊太后 抑外家
天圣五年正月朔，上皇太后寿，晏殊罢。殊尝论张耆不可为枢宻使，颇忤太后 ，罢知应天府。殊至府，大兴学校。范仲淹居母忧，殊延之以敎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殊始。天圣六年，刘随罢谏职，时太后未归政，随请军国常事，专取上 ，太后不悦。
天圣七年十一月，范仲淹罢为河中府通判。时上率以冬至上皇太后寿，仲淹奏：“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向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晏殊召仲淹，诘之，仲淹抗言曰：“不意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