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于仁意流行之地。其待外戚也，未尝少恩，然在内不得预政，在外不得为真刺史，则无吕霍上官之祸。其于宦官也，未尝滥杀，然内侍官不过留后，虽有功不除宣徽，则无易牙专恣之祸。易置节度于杯酒宴笑之间，而籍诸道之一兵一财，无不归于京师，则无山东河北之忧。置 贰以分中书之权，而又置 谏以察政府之奸，则无操懿莽温之变，是其纪纲固严于其所当严之地矣。然至于系属军民士大夫之心者，亦未尝无纪纲以行其仁意也。一赋不妄加，一役不妄兴，一刑不滥及，一遇水旱或发仓廪或出内库而不吝，固所以结民心也。然窃盗者有禁，告讦者有禁，豪猾者有禁，其治民之纪纲为何如？骁勇者升其籍，有功者峻其爵，老弱者亦处以剰员，毎遇一郊降一赦，则与之金帛而不吝，固所以结军心也。然一汰而数万人，一戮而百余卒，士卒之犯将校者有禁，将帅之克士卒者有禁，其御军之纪纲为何如？取士至于及累举，举官至于及内亲，任子至于异姓，拜近臣必择良日，退大臣则曰均劳逸，固所以结士大夫之心也。然礼部有覆试，斋郎有定员，百官非有劳不迁，赃吏虽有赦不原，其所以严士大夫之纪纲又何如？我祖宗岂不知军民士大夫之心乃吾国家之命脉，不可一日失者，而顾律之以纪纲之严何哉？盖使盗贼杀伤之法不严，则是仁于凶悍之徒，而民之寃抑不得伸者，不被其仁，告讦豪横之法不严，则是仁于奸宄之徒，而民之资弱失职者不被其仁；茶盐榷酤之法不严，则是仁于趋利之徒，而民之终岁勤动者不被其仁；是虽日下减租之诏，月颁 刑之令，无益也。使阶级赏罚之法不严，则是仁于骄惰之卒，而将校之用命有功者不被其仁；拣汰搜阅之法不严，则是仁于羸弱之徒，而兵之勇敢精鋭者不被其仁；克剥私役之法不严，则是仁于奸贪之将，而士卒之困悴无聊者不被其仁；是虽日有赐，月有给，岁有赏，无益也；使学校贡举之法不严，则是仁于侥冒之徒，而士之有行有艺者不被其仁；铨选荐举之法不严，则是仁于膏粱之子弟，而寒士之进身无路者不被其仁；赃墨之法不严，则是仁于贪污之吏，而人之苦于繁刑重赋者不被其仁；是虽髙爵以诱之厚禄以饵之，无益也。无仁意，则纪纲固无所本而立，无纪纲则仁意无所辅而行。今世之天下所以被其仁者少而不被其仁者多，仁之所及者小而仁之所不及者大，正以无纪纲以达其仁意。而往往归咎于仁之不足，以为政祖宗立国之意有弊，此正安石之徒所以得容其喙也。世之论者曰：我朝自建隆至于淳化至道之间，则治体类于严；自景德至于嘉佑治平之际，则治体类于寛，故熙宁专欲法太祖之严而深惩仁祖之寛，岂知太祖之所谓严者，纪纲整肃而仁意未尝不流行于其间；仁祖之所谓寛者，仁意浃洽而纪纲亦未尝有所更变，特以国家承平百年之久，则人情玩弛，吏习因循，其间纪纲固有废而不举之处，譬之室焉，岁月既深，旁风上雨，则不能无一木之朽、一墙之倾、一瓦之毁，为工师者，不过杜其隙，补其漏，加葺治之功而已。奈何熙宁大臣不以振起为心，而以更变为心，以少许之阙漏而乃并与四围堂宇而撒之，不惟坏祖宗之纪纲，而忠厚立国之意并失之矣。章子厚则因荆公之所未为者而为之，蔡京则因子厚之所未甚者而甚之。民其敌也，士其雠也，寛恩滥及于貂珰，而峻法反加于善类。髙俅童贯之徒，妄加节钺，而元佑元符之党，不使容身于天地之间，是其寛失之纵弛，严失之惨刻，而又颠倒错谬施之于非所当施之地矣。尝因是而考我朝立国之本末，盖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厯、嘉佑之缓势；自范文正天章合一疏不尽行，所以激而为熙宁之急政。吾观范文正之于庆厯，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十事之奏，实庆厯三年九月也，始于明黜陟，终于重命令，当时之言稍稍见用明黜陟之法，则以十月壬戌行择官长之法，以癸未行均公田之法，以十二月壬戌行贡举之法，以明年三月行减繇役之法，以明年五月行其余厚农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说，或着为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陈执中之徒已不悦矣。呜呼！使庆厯之法尽行，则熙丰、元佑之法不变；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今仲淹之志不尽行于庆厯，安石之学乃尽用于熙丰，神宗鋭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 ，于是乎决矣。
制度论
先儒尝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本朝大纲正万目亦未尽举夫纲举则目张纲目不可分而为二固也而先儒之言云尔者盖大纲者谓法之规模大意也万目者谓法之条目纎然也汉法疎而易密则规模犹宏阔于唐唐法宻而易疎则其条目特详宻于汉耳汉继秦之后官秦官也兵秦兵也制度则曰袭秦礼仪则曰袭秦其法疎矣然官职大小之相维兵制内外之相制取民不及于农取士不以科目则其意犹宻也唐人六典以建官府卫以寓兵口分世业以授田租庸调以取民其法严矣然政事出于二三士卒疲于番上鬻卖不常而启兼并之柄升降不实而启两税之法则其意何疎也我朝之法大纲之正既过于汉而万目之举反不及于唐何耶盖善革弊者非必尽变前人之法不过修举其大纲而节目随之不善革者必尽变古人之法往往纎悉于其小而阔畧于其大孔子论继周百世之道不过因其所可因而损其太过益其不及者耳孟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