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驾崩于热河。皇后与太子皆至热河，太子即在热河登极。端华与随行各大军机同心辅政；另有图书，凡颁行天下政令，非用同心辅政图书，则不准行，于是皆知肃顺之跋扈也。
●同治元年壬戌（公元一八六二年）
148七月，抚军左札来，着余赴宁波筹饷。是时，宁绍台道已放史士良，士良亦有信来，请余同往宁波。士良先由江西至安庆，余亦随至安庆，具履历，见曾中堂。中堂见余履历，告赵蔗泉曰：浙江二次失守，于段镜湖无关，余前不知也。居安庆数日，同史士良赴九江，搭轮船先至上海。时宁波殷户，皆在上海逃难未回。史士良往拜各绅，皆不肯见面，亦不敢回拜。余谓宁绍人曰：诸君不愿还乡乎？史士良新放宁绍台道，何可置之不理也。宁波人知余要同史士良劝捐，皆曰：他人不知，大人岂不知我宁波人苦况。现在家室全无，即欲劝捐，非我宁绍人不思报効，但款项从何而出？诸人皆叹，有泣者。余对诸人言曰：若言宁绍苦况，我先欲泣，昔日贼踞南京，浙江供应军饷多取之宁绍，此时我等只思保住南京大营，则浙江可守，故每年一次宁绍捐款不下数十万。当日浙江巡抚黄，与大营向军门约，浙江每年供大营军饷，每月六万，每年七十二万，如浙江有急，大营必分兵救之。后浙江咸丰十年贼来，大营救之不及，以致浙江不守，是我等劝捐之人，已无以对宁绍士民矣。迨王抚军来浙江，我又戴罪赴宁波劝捐，数月之间，捐至六、七十万。此时宁绍之人，已觉身无完肤，乃捐甫解省，贼又复来，是我劝捐之人，罪能更仆数哉。今诸君因地方失守，大家带同老幼避乱于夷场之内，我犹欲向诸君劝捐，岂惟诸君之痛心，我尤念之而更难为情矣。余言及此，一时伤感于衷，不觉放声大哭。久之，相对无语。余曰；春间我在开化见抚军，亦言及浙江百姓，相与流涕。抚军以湖南人来为浙江剿贼，其念民苦而流涕者，亦知筹饷之难。知筹饷之难，而不能不筹饷者，不能不剿贼也。浙江当两次失守之后，何以知贼必可剿？我前目击楚军亲自担水，亲自炊锅，略无兵勇习气，此乃节制之兵，不比前有用之饷，徒供无用之兵也。且皇上驾崩热河，幼主登极，太后亲政，气象一新，居然仍归北京；肃顺弟兄跋扈，居然俯首就刑；其余不法之臣，亦皆自赴京师，俛首听勘，是本朝气运尚未衰也。我等皆本朝士庶，眼前就同勉供军饷，转瞬共享太平，亦意中事也。诸人齐声应曰：谨如所命。但目下从何下手？余曰：只要大众齐心，自然另有生法。自是，人有拜史士良者，乃与各绅商议，借宁波会馆之在上海者，邀集宁波绅衿殷户，至会馆议捐。宁绍之在上海为商为贾，除捐江苏厘金外，再捐本省军饷；其殷户之现居上海者，即在上海捐局书捐；其殷户之已归里者，皆赴宁绍台道衙门书捐。事已议定，史士良赴任，又邀余同往宁波。杨憇棠乃将自备轮船送史道赴任，余亦同坐船，驶入海中，忽然遇风，虽轮船亦颠播波浪之中，余一时头昏目眩口吐，遂宿夷目舱内。次日，抵宁波，余住顾阆风宅以作公馆。是时，贼居省城，绍兴亦为贼窟，宁波虽复，亦是孤城，所以一面筹饷，一面招勇。史道又向余求带勇之官，余乃保一杨姓武官，曾随余当过营中差使者。不数日，集勇五百名，由史道下札委之，将勇册造就，带勇进城，请史道同余点阅，由西门进宁波。本地守城兵勇，将杨新招之勇拦住不许入城，并扯碎杨弁衣服、花翎、靴帽。问是何故，皆云：所招之勇，尽是前日「长毛」，并杨亦是「长毛」头子。人来告余，余谓：日前贼至宁波，勇中未必无乘机掠抢者，若说杨是「长毛」，无乃言之失实。宁波人皆曰：杨乃段大人所举，何乃说是「长毛」。史士良亦以拦者为不是，勇乃于是招定。一日坐公馆中，东阳侍郎李春皋至。李名芳，曾分己丑会试房官，故太邑李国■〈木巳〉乃其门生也。前年，余至东阳，春皋犹备席请余。衣白布长衫，足下并无长袜。余惊问：大人何以至是？乃告以被难情形，闻宁波现已收复，特来避难，现居江北岸店中。与余共叙各人近日景况，坐久告辞。余送之出大门，忽遇史士良至。春皋与士良向不认识，春皋既去，余回馆与士良坐谈，问余送何人？余悉告之，且曰：彼告老归家，尚可粗安，今遭贼掠如此，亦太苦矣。士良沈吟良久，谓余曰：镜翁明日见面时，只问春皋先生，前分会房，房中有安徽太湖姓李者乎？若是，则是我太老师矣。余曰：莫非尚遇救星。士良与余商量筹饷兵事毕，亦回署。次日，余往江北岸拜李春皋；春皋适不在店中，只有其子在焉，貌却不扬，言语伶俐。余问曰：令尊大人曾分过会房，房中曾中太湖姓李名国■〈木巳〉乎？答曰：不差。余告之曰：现任道台史士良，乃李国■〈木巳〉会房门生，尔令尊大人，是史士良太老师，尔转告之尊大人。余去矣。
149余于宁波捐务定后，仍回上海劝捐，即在夷场租房子一处，贴劝捐捐条子，夷人不肯。宁波人之在上海交易者，多与夷人交好，谓夷人曰：段大人深得宁波民心，故上宪特请段大人来劝宁波捐；公馆之设在上海者，亦是我宁波人情愿，亦只劝我宁波人捐，外国人无须管此事也。余于是又居上海劝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