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谓余必带广勇去，各回家不敢多事。余遂定秤收租，慈邑幸得无事。余姚与慈邑接壤，遂以团练出费为名，抗租不纳。有童生王春生，平日亦知测字卜卦，乡农多与相识，遂代佃户出头，倡以租抵费之说，扬言今年只纳田东五租。余邑前令崔，从中调处，劝佃户输六五折租，佃户亦允。而余邑之田主谓：官教民六五折纳租，伊等今年应纳钱粮，亦六五折。适崔令卸事，后任贾令到任。绅士控佃户者纷如，贾令皆准。绅士遂颂贾令新政，公送匾额，悬挂大堂中间；各乡佃户亦公送匾额，硬将贾令匾额，改悬大堂之西。由是田主佃户仇若水火，遂致乡间不敢入城，城中不敢下乡。有邵老五者，平日仗其兄 【 大军机】 之威，鱼肉乡民，乡民久已憾之。余前任宁波府时，邵五曾主唆叶姓孀妇硬分义庄公项，妇人上堂具呈，邵五伺候宅门外听信。妇人补服朝珠。余故问其丈夫何往。答曰：职妇系孤孀。余曰：孀妇即不宜补服朝珠。叶姓亦大族，尔亲房果欺孀妇，必有公仗言者，何须尔自出头，即要具呈，亦只遣一抱告上堂可矣。妇女犹思狡辩，余大声言曰：好劝尔不肯回去，妇人告状，必有主唆，我且拿尔讼师，再与尔言。邵五在宅门外闻余言，先自逃去，妇人亦即下堂。至余姚乡佃欲议知租，邵五又集城中绅衿，藉官势以究治乡人；送贾令匾，又系邵五为首，乡民愈忿，乃聚众入城，毁邵五家房子，更烧城中富户李姓、谢姓家，盖皆平日待佃户毫无恩义者也。及余自宁波办史致芬回省，路过余姚城下，贾令迎至舟中，谓城中绅士，共欲留余暂驻余姚，办王春生，如办史致芬一样。余曰：王春生非史致芬比也。史致芬以逃犯复行倡乱，罪无可恕，经抚军奏明，委余来办此案；王春生倡议让租，并未犯法，余何能办？贾令又言，闻乡间设局甚多，皆惟王春生之命是听，刻下县考，四乡士子却皆来考，卑职是以不得主意。余曰：知县为一邑之主，城中乡间，皆百姓也，官常亲民，则声气自通，现在县考，即可借论文以联络四乡百姓；四乡有局，尔何妨亲至其局，询伊等意欲何为，劝解之中，亦寓惩创，乡间之民必不听王春生，而听尔矣。对城中富户，劝其收租放宽些子。尔虽官平，其于城乡百姓，常若中人，而仇衅岂有不消者乎？余回省，贾令亦不能于余所言奉而行之。省中同寅建议，谓邑中大绅，亦不能和解同乡，徒使地方为难。是以城乡再闹，县令禀至省中，抚军乃将阁学朱参奏，时正到京，故皇上问及此事。第五日黎明进宫召见，皇上问曰：方今夷人横强，粤匪扰乱，是天下两大患也。据尔看来，如何办理？办理宜以何者为先？何者为后？余奏曰：夷人扰害中国，今已二十余年，内有商贾，交易往来，已渐相安。当初若沿海地方，任其蹂躏，亦未必遂能深入内地；今则内地既深入矣，猝欲除之，势必不能。臣窃窥夷人之志，不过专心营利，未必遂有他志。且连年外而哦夷，内而属国，祸结兵连，习以为常；刚者必缺，自然之理，不久夷人当自虚弱。皇上为中国百姓忍辱含羞，天下自能谅之。目下粤匪到处掠人赀财，毁人庐室，淫人妻女，焚人诗书，每破城池，衙署尽烧，每逢庙宇，则神像俱毁，此万姓所切齿，而天理所不能容者也。皇上且振刷精神，命将出兵，奠安海内，以顺舆情。粤匪既灭，夷人自驯，内顺外安，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皇上命曰：尔且跪安回省。此五次召见也。出宫至各处辞行，九门提督穆谓余曰：今日吾兄奏对皇上，所言甚善，皇上以吾兄所言告知军机，皆曰：段臬司之言是也。次日由园中复至京城拜客，每日或公所，或戏园，或私宅。同年同乡及浙省京官，接风饯行，请余赴席，一日常七、八处，余皆赴席，饮酒数杯，略话寒暄，又赴他席。酬应数日，酌留别敬，在人不见讨好，在余则已花银数千。此自来外官进京之客套也，而京官若所望在此焉。
122五月回浙，北地大旱，蝗生，大江以南久雨伤麦，自余回省后，天遂晴，杭人皆喜。惟叶堃私语人曰：今后浙江官祗用他一人做矣。余见抚藩，将召见时奏对之语，尽行告之，自是抚军愈加小心。胡抚军以少年出仕，难免官场习气，其妾常游西湖，有时抚军同往，至是戒之，弗能尽也；时当军兴，杭人又好訾议，故不理于人口。一日，抚军妾游湖，抚军亦在湖上，余弗知也，偶出涌金门拜客，杭人谣传，谓余至西湖拿抚军嬖妾，游湖官民，两相猜忌，至于如是。抚军湖南人，时湖南之当勇者最多，带勇之官更不少，流寓省城，抚军又有妾之兄弟在署，与若辈时相往来，因而抚军官封、功牌、令箭亦为若辈窃出。六月间，有委员解饷赴徽，若辈潜尾其后，浙船每乘潮夜行，将抵桐庐，若辈假冒巡河委员，居然洋灯翎顶令箭，上船巡查，从人蜂拥入船，将饷银罄抢一空，仍回杭城而瓜分之。委员随报省局，抚藩已将桐庐县撤任，比捕拿盗，获湖南勇数人，日在首县问供。余往视之，内有十四岁童子，亦分赃者也，余谓承官曰：若辈供不画一，怕死也；童子罪可减等，许以不死，教伊直认谁得赃，谁不得赃，不当众人之面，彼必肯吐真情。不惟案可审实，将来尚可起赃也。委员乃依余言细问，果一一认之，并言得赃者皆服蓝纺小衣，捕役因是见服蓝纺小衣者，皆知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