览本末因果条而理之，始为之判别是非，而折中一说如此。
四、延平王
封延平王年月，各家所说，更纷歧难理。兹先列为一目而后辩其是非：
第一类：封于永历三年七月者，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封于三年八月者，屈大均安龙逸史、罗谦残明纪事（上二书皆托名，实一书）、黄宗羲赐姓始末、滃州老民海东逸史、南沙三余氏明末五小史、五藩实录、明末纪事补遗、南明野史（以上四书实一书而异名）。
第二类：封于永历七年五月者，杨英从征实录、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夏琳闽海纪要。
第三类：封于永历八年七月者，无名氏行在阳秋、沈佳存信编、许浩基郑延平年谱。
第四类：封于永历十年春者，查继佐鲁春秋。
第五类：封于永历十一年七月者，江日升台湾外纪、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封于永历十一年十月者，温睿临南疆逸史、邵廷釆西南纪事；封于永历十一年十二月者，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封于永历十二年正月者，郑达野史无文、明末五小史等四种、徐鼒小腆纪年及纪传、夏燮明通鉴附编、汪镛钟延平忠节王始末、陈乃干徐闇公先生年谱、连横台湾通史；封于永历十二（年而不言月者，郑亦邹明季遂志录、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李瑶南疆绎史摭遗。
第六类：封于永历十二年七月者，日本川口长孺台湾纪事。
案以上所引书三十一种，言封延平王年月不同者约十有一，归纳之，授封、受封相离数月仍为一类，则可分为六类。其间若沈云台湾郑氏始末、明末五小史等四种，皆言封延平王有两次，第一次不受，第二次乃封潮王，若仍封延平王，恐无此理，余所不取，且永历三年决非封王之时，其说已见于前。而此六说中，孰是孰非，则当一视延平王册文，即可以断定何年何月所封矣。
封延平王册文曰：『克叙彝伦，首重君臣之义，有功世道，在严夷夏之防，盖天地之常经，实邦家之良翰。尔漳国公赐姓，忠猷恺掣，壮略沉雄，方闽浙之飞尘，痛长汀之鸣镝，登舟洒泣，联袍泽以同仇，啮臂盟心，谢辰昏于异域。而乃戈船浪泊，转战千年（千字当系十字之误），蜡表兴元，间行万里，绝燕山之伪疑，覆虎穴之名酋，作砥柱于东南，繁遗民以弁冕，弘勋有奕，苦节弥贞。惟移忠以作孝，斯为大孝，盖忘家而许国，乃克承家，铭具金石之诚，式重河山之誓，是用锡以册封为延（平王。其矢志股肱，砥修茅戟，丕建犁庭之业，永承胙土之庥，尚敬之哉（杨英从征实录三十三叶）！
考海上见闻录云：『永历七年五月，赐姓着监督池士绅以蜡丸赍帛疏，由陆路诣行在，叙方曲破总镇王邦俊、小盈岭破提督杨名高、江东桥歼总督部院陈锦、海澄败固山金励之功』。『行在遣兵部主事万年英，赍敕晋赐姓漳国公封延平王，赐姓拜表辞让，差监督张自新同万兵部由水路诣行在回奏，以海澄破边功请封各镇爵赏，后永历以帛诏封甘辉为崇明伯、黄廷为永安伯、万礼为建安伯、郝文兴为祥符伯、王秀奇为庆都伯、参军冯澄世太仆寺卿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文案杨英从征实录云：『永历七年正月，太师平国公（郑芝龙）差周继武至自燕京，传清朝欲来议和，令藩议就之，藩差李德奉书禀复太师，言：「儿南下数年，巳作方外之人，张学圣无故擅发大难之端，儿不得不应，今骑虎难下，兵集难散」云云』（从征实录第二十九叶）。
成功破清总兵王邦俊在永历五年六月、九月，小盈岭破清提督杨名高（从征实录作「皋」）在五年十一月，江东桥歼清总督陈锦（从征实录作「金」）在六年三月，海澄败清固山金励（从征实录作「砺」）在七年五月。由此言之，册文中所谓「戈船浪泊，转战千年」者，指自永历三年以来，成功转战漳、泉、潮、揭言也；所谓「蜡表兴元，间行万里」者，即海上见闻录所谓「七年五月，赐姓着监督池士绅以蜡丸赍帛疏，由陆路诣行在叙功也」；所谓「绝燕山之伪疑」者，即指永历七年正月郑芝龙差周继武令成功就清和议，而成功差李德复书绝之也；所谓「覆虎穴之名酋」者，即指败固山金砺等也。册文中所叙功绩，皆讫于永历七年五月，则封延平王不在七年五月以前，可断言也。蜡丸之疏在七年五月败固山金砺后始发，封王之册文又叙功至七年五月止，故监督池士绅固在七年五月起程赴行在，而兵部主事万年英赍敕来封，必在七年五月以后，然不能出八年以外，亦可断言；盖其时帝在安隆，池士绅由中左所（厦门）诣行在，至少须两月左右，中间经朝议之斟酌酬功，或加增使命，必又几经时日，加以敕使途程，又经数月，然后可以到达中左，故杨英从征实录、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夏琳闽海纪要皆系此事于七年五月者非是；惟记其遣使诣行在而附记行在遣使来封以终其事，如闽海纪要固无不可，然决不可如杨英从征实录之遂以七年五月即为封延平王之月也。
统观各书记载，自以行在阳秋及存信编二书所记为是。行在阳秋云：『永历八年七月，遣内臣至厦门